15歲她慘不忍睹，被父親猥瑣，長大後給他轉帳5萬，今生互不相欠

錢，是這個破碎家庭經年來的主題，而張苗苗，一直夾在父母毫無轉圜的交鋒之下。

1998年，已在深圳打拚數年的湯某濤，與身在老家的妻子劉暢訴訟離婚，法院判決湯某濤每月應付150元撫養費。但據劉暢回憶，湯某濤從未履約，「四五年間，總共也就收到過300塊。」

「那時我還有工作，每月也有二三百塊。」她知道湯某濤嫌小學畢業的自己文化水平低，再加上一個人照管不過來，她選擇把4歲的張苗苗送進小學。兩年後劉暢病退，退休金每月580元，「但要幾個月才發一次，有時候還要借錢。」

彼時的張苗苗搞不懂，為什麼自己的母親不能像別人的家長那樣，每天出去工作。她曾在作文里寫道，「我的媽媽是30歲的悠閒中年婦女」，母親看到後勃然大怒，「你是怎麼覺得我悠閒的？我明明這麼難受。」

在張苗苗的記憶里，父親是突然出現的。2003年夏天，他騎著自行車，后座放著娃哈哈，跟著母女二人的自行車一直走。

這是劉暢強烈要求下的結果——這一年，9歲的張苗苗考入了縣重點初中重點班，書本費、雜費一學期漲到600多元，劉暢輾轉聯繫前夫，向他討要撫養費，「我不想讓他把責任推給我一個人。」

劉暢說，女兒上初中後，湯某濤每年會回老家一兩次，每次大多能扔下一兩千元，但仍不足以負擔開銷。於是隔三岔五，這樣的場景就會在樓下的IC電話亭上演——張苗苗在母親的監督下給父親打電話，但不准以任何形式叫「爸爸」，唯一的主題是，要錢。

「媽媽給我寫好了小紙條，我只要照著讀就行了：『給我錢』『我要錢』『沒錢花了』『給我買自行車』等等，不會有噓寒問暖和『爸爸』。」母女倆捏著話筒一起聽，大多數時間，電話那邊都是暴怒的，「他用髒話罵我『雜種』之類的，再暴力掛掉電話。」而這時，張苗苗要面對的，往往是母親的打罵諷刺。她戰戰兢兢，「抗拒了會挨打的」。

在劉暢看來，當年逼著女兒打電話是「走投無路的辦法」。她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離婚後身體不好，怕冷、失眠、喘不上氣，「有時打著工就躺在了地上」。

在劉暢眼裡，自己已經「一切都圍著女兒轉」了——她不許女兒吃醬油，「因為會變黑」；不許女兒常洗頭，「因為易著濕氣」；不許女兒剪劉海，「會擋住好運」。

在劉暢的記憶里，那時的女兒是溫馴的。「我做什麼事也會跟我女兒商量，她沒什麼不願意，因為知道媽媽是沒辦法。」

劉暢為成績優異的女兒自豪，但張苗苗卻覺得無法喘息：「媽媽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寵溺我的——以我無法接受的方式。少數情況下，我還是她的情緒發泄工具，只有聽她的，才有好日子。」

父親

大一的寒假，為了半年前索要無果的學費，張苗苗再次坐30多個小時的硬座火車前往深圳。據劉暢講，這是湯某濤的要求。「他說孩子大了，想要錢，自己去找他。」

湯某濤在深圳火車站接到了張苗苗。四個小時後，兩人抵達了湯某濤的宿舍。那是社康中心的頂層。張苗苗記得，父親讓暈車的她先躺下休息。南方潮熱，她脫下外套，只穿一件秋衣入睡。那時還沒人告訴過她，15歲的女孩，已經到了該穿文胸的年紀。

迷迷糊糊間，張苗苗感到有人從背後躺在了身邊，摸她的胸部。是父親。「我沒有反抗，腦子也沒辦法處理這個信息。」張苗苗還是打電話向母親求助。「那是你親爹，沒事的。」母親這樣回復。此後，誰都沒再挑破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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