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一天，周總理的三弟周恩壽帶著兒子、女兒們，來到中南海西花廳，看望大嫂鄧穎超。
1976年周總理逝世後，鄧穎超一直過著獨居的生活。而她和周總理生活工作的西花廳，也成為鄧大姐永遠的家。
看到小叔子一家前來，鄧穎超一時感慨萬千，對周恩壽說：「你們是恩來最親的人，沒有沾光，卻處處受連累。我做了名夫之妻，也好不到哪去......今天，我倒要說說我的委屈！」
那麼，鄧穎超口中的「委屈」是什麼？周恩壽和大哥周恩來之間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周恩壽和夫人
周總理的親兄弟
讀者們都知道，周總理和鄧穎超攜手一生，沒有留下任何子嗣。但周總理有兩個弟弟，二弟叫周恩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三弟叫周恩壽，建國後過著清貧的生活。
周恩壽是淮安周家最小的兒子，比周總理小6歲。周恩壽雖然年齡最小，但相比兩個哥哥，他的童年經歷更加坎坷。
周恩壽出生後，趕上周家家道中落，母親又因病去世。為了掙錢養家，周父只好將三兄弟送到弟弟家寄養。可家裡忽然多了三張吃飯的嘴，弟弟也照顧不過來，又把年齡最小的周恩壽送去了朋友家。
也就是說，從童年開始，周恩壽就和兩個哥哥聚少離多，被單獨寄養的他，小時候沒少忍受旁人的白眼。
1919年，大哥周恩來在天津領導學生運動的消息傳回淮安，15歲的周恩壽再也按捺不住，前往天津投奔大哥。在大哥的影響下，他參加了共青團，並在此期間結識了後來的大嫂鄧穎超。
1924年，在大哥周恩來的舉薦下，周恩壽考黃埔四期，並如願加入中國共產黨。然而短短三年之後，周恩壽便脫離了共產黨，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1927年，蔣介石迫害共產黨員時，周恩壽也遭到了通緝。當時，周恩壽剛剛經歷失戀，感情受挫的他向一位上級請了假，去了四川。周恩來得知此事後大怒，給親弟弟做了「撤職查辦」處理。
1927年11月，兄弟倆在上海秘密見面時，周恩來批評了三弟幾句。周恩壽氣不過，離開了上海，也脫離了革命隊伍。
晚年時的周總理提起此事時，唏噓地說：「當時我還年輕，火氣大，對同宇（周恩壽的字）的幫助不夠。」
找周總理安排工作，周總理卻說：職位儘量低
自那之後近20年的時間裡，周恩來與三弟失去了聯繫。期間關於周恩壽的謠言不斷，有人說他脫黨後投靠了國民黨，也有人說他在抗戰爆發後被日本人利誘，當了「走狗」。
周恩來自然不相信這些謠言，他眼中的三弟雖然年輕氣盛，卻也忠厚老實，而且早早就跟隨自己參加革命，人品是信得過的。
其實，周恩壽雖然「脫黨」，但在抗戰、解放戰爭期間，他作為外圍成員，為組織做了不少協助工作，多次為組織籌措經費、藥品，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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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1946年，周恩壽終於鼓起勇氣，給大哥周恩來寫了一封家書表達對大哥的思念，並申請重新加入革命隊伍。
看到這封家書後，周恩來當場紅了眼眶，自言自語地說道：「他沒當叛徒就好。」
不過對於三弟重回部隊的申請，周恩來並沒有同意。在他看來，蔣介石執意發動內戰，三弟黨外人士的身份，更有利於他對革命做貢獻。
不幸的是，周恩壽在天津從事地下活動時， 被國民黨天津警察局逮捕。被關押期間，他受盡了敵人的虐待，但絕不透露組織的機密。後來，在組織的營救下，他才得以成功出獄。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壽來到北平，終於見到了大哥周恩來。兄弟倆徹夜長談，周恩壽又提起重回組織的事情，並向大哥申請，想在北平謀一份工作。
不出意外，周恩來又一次拒絕了他，他苦口婆心地勸三弟：「我說了不算，你最好先去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再安排工作。」
周恩壽聽從大哥的意見，考上了華北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在鋼鐵工業局上班。
可正如鄧穎超所說，周恩壽非但沒有沾大哥一點光，反而因為他是總理的弟弟，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周恩壽參加工作前，大哥周恩來特意給鋼鐵工業局的領導「打招呼」：「同宇的職位要儘可能低，待遇也要低，不能因為他是我的親弟弟，就給他特殊待遇，他要受得起這個苦.......」
儘管沒能得到大哥的幫助，但周恩壽在單位腳踏實地，沒過幾年就當上了科長。因為貢獻突出，到上世紀60年代初，他已經是鋼鐵總局購運總站的副站長了。
然而，由於童年坎坷，革命年代又居無定所，周恩壽患上了嚴重的胃潰瘍。他身體不好，經常請假，周恩來得知後親自出面勸他，讓他辦理了提前退休。
當時，周恩壽膝下養育著三兒三女，退休後工資很低，一家人的日子過得愈發清貧。
周恩來並非鐵石心腸，只是不想讓三弟占公家便宜。為了給三弟看病，他特意讓夫人鄧穎超聯繫協和醫院，安排三弟住院治療。看三弟一家日子過不下去，他還專門找來侄女周秉德，囑咐她說：「我每月從工資里拿出200元，由你帶回去給爸爸媽媽。」
周總理贈三弟家的補貼，直到6個侄兒、侄女參加了工作才停止。
周總理逝世， 鄧穎超：我倒要說說我的委屈
那十年特殊時期，周恩壽因為當年「脫黨」的事情，沒少被別人刁難，甚至入獄。
直到1975年，在周總理的力保之下，三弟周恩壽才被釋放。不過，周恩壽是帶著「尾巴」出來的，以至於在接下來幾年時間，他只能留在北京，同時不能參加任何活動。
在此期間，最讓周恩壽心痛，也是最無奈的是，就是他未能參加周總理的葬禮，未能見大哥最後一面。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壽的大女兒周秉德帶回一個令人無比沉痛的消息：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了。
聽聞這一噩耗，周恩壽忍不住嚎啕大哭，革命時期，他失去了二哥周恩溥，如今又失去了大哥周恩來。他的精神幾度接近崩潰，但因為身份問題，不能參加大哥的任何治喪活動。
為了寄託哀思，周恩壽在家裡為大哥設了靈堂，默默垂淚，回憶和大哥在一起的點點滴滴。想到動情處，他忍不住發出一聲聲嘆息。
直到1979年，組織才證明周恩壽沒有問題，他終於能去中南海和嫂子鄧穎超見面了。接下來幾年，考慮到大嫂沒有子女，他總會帶著老伴兒女前往西花廳，陪嫂子說說話，動手做一桌飯菜。
1984年，當周恩壽一家再次出現在西花廳時，談及周總理，鄧穎超道出了丈夫的「不是」：「我倒要說說我的委屈！」
原來，在周總理逝世後不久，工作人員收拾總理的遺物時，在他的辦公桌的抽屜里發現一個毛主席親自簽發的手令：同意在四屆人大上，為鄧穎超同志安排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
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是政治局投票通過的。周總理作為政治局常委，自然也知道此事。然而在向毛主席彙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時，周總理將關於鄧穎超的瞞了下來。
至於毛主席簽發的那個手令，也被周總理藏在自己辦公桌的抽屜里，從不示人。直到總理去世後，鄧穎超才知道這個手令的存在，多少也為丈夫當初的決定感到不滿。
1984年，鄧穎超和周恩壽一家見面時，忍不住道出了當年的心酸，稱要「說說我的委屈」。
其實，鄧穎超和周總理攜手數十載，對丈夫當年的決定並不意外。周總理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只要我當總理一天，小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職。」
鄧穎超深知，周總理大公無私，是個極其講原則的，她自己又何嘗不是呢？因此嘮叨歸嘮叨，她並不會因此怨恨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