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丨愛國主義與鬥爭精神的高度結合——左宗棠收復新疆及其歷史啟示

《湘江北去 潮湧湘陰——湖南湘江新區湘陰片區宣傳片》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愛國主義和鬥爭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出：「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只要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發出排山倒海的歷史偉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勇於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愛國主義和鬥爭精神的高度結合，都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堅決戰勝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書寫了壯美的歷史篇章。作為中華民族近代歷史上的光輝一頁，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壯舉，可謂愛國主義與鬥爭精神高度結合的典範樣本。加強左宗棠收復新疆的研究與宣傳，對於在新時代新征程大力弘揚愛國主義，大力發揚鬥爭精神，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鑑意義。

深沉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具體的、現實的，並且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內涵與表現。近代歷史上愛國主義的核心要義，就是要徹底擺脫外國列強的侵略凌辱，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愛國主義情懷越真摯，政治立場才會越堅定，鬥爭起來才會越有方向、底氣和力量。左宗棠收復新疆，是以真摯的愛國主義情懷為引領的，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尺寸不可讓人」的領土主權意識。早在1871年，年屆花甲的左宗棠得到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後即致信劉錦棠，要他做好以武力抗爭的準備，並表示自己「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與劉毅齋京卿》《左宗棠全集》第11冊，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221頁）。儘管左宗棠此時是新疆軍務的「局外人」，但他常懷憂國之心，不願置身事外。1873年初，總理衙門向左宗棠詢問新疆情況，他激憤地表示：「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為強，制此勞師襲遠之寇乎？」（《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左宗棠全集》第11冊，第336頁）這種堅決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愛國主義情懷，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清廷於1875年下定了以武力收復新疆的決心。

二是建設邊疆、鞏固邊防的強烈國防意識。在左宗棠看來，收復新疆不是一場單純的軍事行動，更是邊防穩固的保障。因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遵旨統籌全局折》《左宗棠全集》第6冊，第701~703頁）。所以，在重點謀劃收復新疆的同時，他也在謀劃如何更好地建設新疆。譬如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包括設立義塾、改革幣制、謹慎通商、發展畜牧業以及削減冗員節省編制等，前期為收復新疆的軍隊提供了軍需，後期則為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生產、推動新疆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為穩固邊防打下了堅實基礎。「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即是對其建設新疆、鞏固邊防成效的詩意描寫。

敢於鬥爭的無畏精神

明知收復新疆的阻力和困難重重，但左宗棠知難而進、迎難而上，敢於同各種阻力和困難作鬥爭，為最終收復新疆注入了強大動力。

敢於同錯誤認識作鬥爭。進軍新疆之前，朝廷內外加強海防之議呼聲甚高，李鴻章提出「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竟至要停撤西征軍糧餉「勻作海防之餉」（《籌議海防折》《李鴻章全集》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頁）。左宗棠對加強海防、放棄新疆的言論予以批評，提出了「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6冊，第190頁）的主張，為清廷所採納。沒有左宗棠的據理力爭，就沒有朝野上下在收復新疆問題上的思想統一，新疆也很可能在海防與塞防的嘈雜之爭中徹底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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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同侵略勢力作鬥爭。鴉片戰爭後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使清朝統治集團內部蒙上了恐懼的陰影，面對侵略往往妥協為上，不惜以割地賠款了事。但左宗棠始終鐵骨錚錚，堅持與侵略勢力作堅決鬥爭。阿古柏勾結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借「馬嘉理案」向清廷施壓，企圖阻滯清軍收復南疆的進程時，左宗棠抱定阿古柏集團為「必討之賊」的決心，按計劃進軍南疆不誤，徹底粉碎了阿古柏霸據南疆的陰謀；署盛京將軍崇厚奉朝廷之命赴俄談判收回伊犁，卻擅自簽訂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左宗棠得知後義憤填膺，以豪情和決斷迫使清廷改派駐英法公使曾紀澤重啟收回伊犁談判。得力於左宗棠的堅強決心和強大的軍事後盾，曾紀澤在與沙俄的談判中據理力爭，通過簽訂《中俄改訂條約》收回了伊犁。

敢於同艱苦條件作鬥爭。新疆地區戈壁蒼茫，路途遙遠崎嶇，開展軍事行動耗費極大。而清廷正值內憂外患，國庫不足，糧餉奇缺，武器裝備又十分落後。面對種種艱難困苦，左宗棠沒有絲毫退卻，他深知「西北用兵，以糧與運為最急最難」（《答陝撫蔣璞山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冊，第169頁），「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而籌轉運尤難於籌糧」（《答皖撫英西林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冊，第101頁），因此，他在籌兵、籌餉、籌糧、籌轉運等各方面用心良苦。籌兵方面，秉持「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精兵主義；籌餉方面，除了反覆向清廷催要外，還通過各種辦法向外國銀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籌糧方面，大力發展屯墾事業；籌轉運方面，商運、兵運、民運，能為我用即無所不用。除此之外，左宗棠還專門開辦蘭州機器局自造槍炮以供應前線。通過一系列努力，左宗棠不僅克服了艱苦條件，築牢了進軍新疆的物質基礎，而且極大地節省了朝廷開支。

善於鬥爭的過硬本領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成功，既是無畏鬥爭精神的體現，更是過硬鬥爭本領的體現。

充分的戰前準備。智者不打無準備之仗。戰前在了解對手、籌措軍備糧草以及鼓舞士氣等各方面進行充分準備，即是鬥爭藝術的重要體現。在得知列強侵占新疆的消息後，左宗棠心急如焚，不斷向親友袒露憂患心跡，並就此下定武力收復新疆之決心，但卻並未急於求成，而是在靜待清廷外交斡旋結果的同時，在促成清廷內部達成收復新疆的共識方面做出努力。即使在1875年5月受命為收復新疆欽差大臣後，他也並未急於進軍，而是在籌兵、籌餉、籌糧、籌轉運，特別是在優化裝備、鼓舞士氣等多方面進行周密謀劃與戰事動員，在他認為大致準備就緒後才正式開啟收復新疆的軍事之旅，並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基本完成了收復新疆的歷史使命。

正確的戰術運用。在收復新疆的戰略上，左宗棠採取了「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方針。「先北後南」是指先安定北疆，再進軍南疆，不急於收復伊犁，這是由新疆南北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的，同時也暗含左宗棠先消滅阿古柏集團，再迫使沙俄歸還伊犁的戰略意圖。「緩進急戰」即先積極治軍，準備物資，一旦出擊，速戰速決，這實際上就是謀定而後動、謀定而快動，是左宗棠在深諳傳統軍事理論的基礎上，通盤考慮敵我雙方綜合情況後做出的正確決斷，對於整場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指導性作用，正如他在總結成功經驗時所言：「此次師行順迅，掃蕩周圍萬數千里，克名城百數十計，為時則未滿兩載也。而決機制勝全在『緩進急戰』四字」（《與孝勛孝同》《左宗棠全集》第13冊，第181頁）。可以說，收復新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倚賴於左宗棠等人善於鬥爭的過硬本領。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壯舉，是中華民族近代抵抗外侮史上不可多得的光輝篇章，是弘揚愛國主義和鬥爭精神的寶貴教材。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左宗棠的英雄壯舉「在所有現代國家的歷史上是最傑出的」，「足令吾歐人一清醒也」。這一壯舉對於我們的啟示和借鑑意義主要有二：其一，愛國主義和鬥爭精神任何時候都不可或缺，外部環境越複雜、外敵氣焰越囂張，愛國主義和鬥爭精神越顯可貴，是克敵制勝的無價法寶。其二，要正確把握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的辯證關係：首先要敢於鬥爭，「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同時更要善於鬥爭，要講究鬥爭策略和鬥爭藝術，不打無理性之仗，更不打無準備之仗，才能確保鬥爭結果的完勝。

作者簡介：鍾君，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院長〔主任〕

光明日報

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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