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深觀察（12）閆坤張曉磊
核心觀點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5周年。在紀念45周年的當下，面對兩國關係下一個45年，我們該如何做到真正的守正創新？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堅持和平主義，維護經貿關係基本盤，這是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的精神根基。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5周年。45年前，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把和平友好關係固定下來，為45年來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7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會見來訪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河野洋平時表示，兩國關係處在新的關鍵節點，並提出了中日關係守正創新的本質要求。在紀念45周年的當下，面對兩國關係下一個45年，我們該如何做到真正的守正創新？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堅持和平主義，維護經貿關係基本盤，這是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的精神根基。
重溫和平主義的初心使命對當前的中日關係彌足珍貴
45年前，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克服重重困難締結兩國和平友好條約，從此和平主義成為條約的精神本質。時至今日，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和加速演變的百年變局，重溫和平主義的初心使命，對探討中日關係的未來之路顯得彌足珍貴。近兩年來，日本國內有一小撮人忘記了和平主義的初心，出現了一些違背條約基本精神的不良動向，處心積慮地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臆造「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虛假敘事。
日本政府激進的安全政策調整既遭受國際社會和輿論的質疑，又違背了其國內大多數民意。日本共同社今年6月份公布的一份民調顯示，80%的民眾反對日本政府使用增稅的方式強化防衛力量，73%的民眾反對將振興東日本大地震災區的財政資金挪用為防衛費。
堅持和平主義是維護中日經貿關係基本盤的政治保障
堅持和平主義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壓艙石」。相比於中日經貿基本盤這一中日關係的經濟「壓艙石」，和平主義的政治「壓艙石」作用顯得更為基礎，就像陽光之於大地，空氣之於人類，平常覺察不到但卻維繫所有系統的基本運轉。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中日兩國跳出「安全困境」和避免掉入類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保障。
當一小部分日本政客熱衷於通過加強軍備的黷武手段增強日本國力時，戰後多年在日本社會中固化形成的和平主義理念和氛圍，正在發揮潛移默化的牽製作用。比如今年3月初，日本共產黨黨首志位和夫向岸田政府遞交改善對華關係建議書，希望日本政府多用外交和經濟手段處理對華關係，而避免聚焦於安全手段，在野黨的反應給日本政府敲響了警鐘。
筆者於近期赴日本國內調研時發現，從執政黨政治家到在野黨議員，從大學和智庫學者到媒體從業人員，從前首相到地緣風險分析師，從企業經營者到普通工薪階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談到中日關係時都會作更為理性、客觀、冷靜的思考。總結起來，大概有這樣幾點看法。
第一，認為處理和改善對華關係對日本外交來說是當務之急，自民黨內希望政府加強對華關係的比例達到了60%以上；日本企業也依然看好對華投資前景，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多數受訪日本企業認為在未來數年，儘管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但中國仍是其開拓海外事業的關鍵對象，中國依然排在印度之後成為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對象國。如若日本過度減少對華依賴，將嚴重損害日本企業利益，乃至危及日本經濟復甦。中國恰好是日本半導體企業的最大市場，2022年對華出口半導體貿易額高達2.6萬億日元，貿易占比14%。未來，轉移出口至東南亞的產品需求一定與中國的市場需求有天壤之別，缺少利潤支撐的日企將無法維繫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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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第二，懂得基本的國際關係歷史和能夠理性思考的日本人均認為台海地區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媒體從業人員認為，日本媒體有責任發表更客觀、理性和有基本歷史知識背景的國際關係類報道。
第三，認為當前日本政府對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應對邏輯是缺乏理性的，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捲入類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激烈衝突中。有研究日美同盟的知名智庫學者認為，日本不但無法從技術上實現占GDP2%的防衛預算支出，而且有較大可能因自身的軍備強化而引發中日軍備競賽，從而陷入國際安全理論所謂的「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一「安全困境」。
中日關係如何守正創新
對中日關係而言，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堅持真正的和平主義顯得任重而道遠。客觀來說，中日之間具有意識形態的差異性，而這可能會減弱雙方的戰略互信，進而產生陷入安全困境、導致自我預言實現的風險。但正是由於有了對上述風險的預期和認知，兩國才更應該建立相關協商進程來遏制衝突和風險。約瑟夫·奈在談到美俄之間危機管控可能性時也沒有過於悲觀，認為「意識形態的差異會使達成詳細協議變得困難，但更大的意識形態差異也沒有阻止在冷戰期間幫助避免事態升級的協議」。
對於具有東方哲學和文明底蘊的中日兩國來說，堅持和平主義的難度理應更低才對。與其花大力氣預測中日最終到底會否陷入衝突乃至戰爭，不如從現在開始腳踏實地地為堅持和平主義而身體力行。
第一，求同存異，加大外交對話。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所言，真正的外交應該是探索擁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如何友好相處。
第二，多元交流，消除不必要誤解。隨著中日社會和思想的多元化，兩國之間的交流也應該適應這一趨勢，做到分眾化和差異化交流，這更有利於消除兩國國民之間一些不必要的誤解。比如中日年輕人之間的相互認知和影響被彼此改變的潛力和空間，就顯得比中老年人群體大得多。日本內閤府去年底公布的「年度外交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66%的受訪者對中國「感到親切」，較去年增長1.4%；其中，與60歲至69歲的13.4%、70歲以上的13.2%相比，「Z世代」中18歲至29歲的受調查者對中國「感到親切」的比例為41.6%，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平均值。這一數據說明，如果能夠做到更為精細化的分眾化和差異化交流，中日相互認知的改善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擴大共同利益，創造合作空間。儘管日本政府近兩年加強了經濟安全戰略和政策，對中日經貿基本盤這一兩國關係的「壓艙石」產生了明顯影響。但客觀而言，中日「脫鉤斷鏈」的可能性並不大，兩國經貿合作機會依然非常多。日本GDP總量占世界第3位，人口居世界第11位，國土面積僅排第60位，國內市場無法完全消化巨大的產出能力，這就註定了不斷尋求擴大市場是日本必須長久面對的課題，註定了日本對海外市場的需求、對國際合作的依賴將是長期的、恆定的。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合作有地緣之便，發展階段、產業層級的不同又為中日合作拓展了結構性空間。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早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學派的鼻祖高坂正堯就曾指出，「日本真正的對手不是中國，是美國。」中日經貿基本盤越穩定，堅持和平主義的難度就會越低。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