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網文《驚奇人物檔案：真實而隱秘的人生一角》，作者：日談公園，有刪減，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圖片源自網絡侵刪】
我在東莞「打黑工」
靚仔，要不要去打工？我們廠里很缺人的啊。」
年初，走出廣州火車站，便能看到五菱車窗里探出一個油頭，問出這樣的話。
18 歲那年，離家去打工的我便是因為這樣一句話被人拉到東莞，被騙得身無分文，只好到黑工廠賣命。
一
因為營養不良，我的個子很矮，才一米五，但我已經認為自己是個大人了。
我在江蘇徐州長大，祖籍在雲南，那年打工來到了黑龍江大慶。我工作的那塊地方是完全裸露在地表上的，每日是曝曬的瓦礫和黃土地。周圍都是一樣的工人，打著赤膊，曬成黑土色的皮膚閃閃發光。我們每個人，一天要扛三四十根管。大人怎麼干，我也怎麼干。
扛完鋼管，還有幾百斤重的小推車要推。當我力氣耗完，在原地卡得一動不動，車甚至有倒軋趨勢，身邊也沒有一個人會來幫忙。
北方的天黑得晚，我們四點開始上班，九點下班。當時有一個口號，叫做吃三睡五干十六。當時是 24 小時上班制，幹完 8 小時，休息 8 小時，再干 8 小時。
我們沒有休息日。那是 2001 年，一天能掙 12 塊錢。
北方工地吃饅頭，一天三頓。菜全靠開水燙熟，再澆一點油上去。天天如此，那時候我感覺時間過得暗無天日。
這麼半年後，我因為吃了一包假餅乾，一天流七八次鼻血。晚上睡覺，一摸臉上濕濕的，血將枕頭都濡濕了。帶我去的工頭害怕我出什麼事情，第二天二話不說就把我攆走了。
離開時，我的血壓已經低到 50 了。人站也站不住，社區服務站穿白袍子的男人只說了一句，你就是營養不良。
這是我第三次失去工作。第一次我在老家的磚頭場做磚頭，被老闆的侄子頂替了工作。第二次我跟著村裡有門路的人去內蒙古的包頭摘枸杞葉，三毛錢一斤，枸杞樹上都是刺，一天下來渾身沒有一塊好肉，全成了疤和膿。我手慢，一天只能摘個三十斤，賺十多塊錢。枸杞是季節性作物，兩個月後我就回家了。
第三次，我花了 50 塊錢中介費，上了一輛幾乎擠進了 90 人的小客車，全程睡在別人身上，被帶去了浙江台州。
在台州呆了兩個星期，結果當地完全不缺人，我一份工作也找不到。後來終於被招進了一間罐頭廠，因為是童工還被抓到了派出所。運氣好，被來贖老闆親戚的人順帶也帶走了。但乾了兩個月，一分錢也沒得著。
回家躺了兩個月，我又回到了從小睡大的茅草一堆的牛棚木板上。周圍的人還會嘲笑我是從雲南來的「南蠻子」，奶奶還是衛生習慣很差地將排泄物蹭在自己身上，媽媽還跟養父天天為了一點錢吵架和動手，而我的哥哥還是到處惹事，惹完事回來就把我打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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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中秋節之後，我實在呆不住了。我有一個小學同學曾經在潮州學習修車，他那邊的師傅還想要招個學徒，他問我去不去。我說去，去學點技術。老打工什麼也學不會，出去只能被人使喚。
我家門口有一條長長的路，蜿蜒到池塘，到山腳，到村口，到縣城。我又背起包包，沿著這條長路一直跑下去，想著這一次也許再也不用回來。
二
我本來需要買火車票到南昌，再從南昌轉車直接到潮州。但我想先去東莞看看我表哥，於是買票買到了廣州。
車子剛出火車站，綠色在窗戶搖曳沒多久，忽然整輛車急剎車，砰地一停。火車前方，撞死了一個人。
這導致我們晚點了 8 個小時 24 分鐘。到廣州時，已經是凌晨兩三點鐘。我們舟車勞頓地，一下車卻又興奮起來。大都市的流花火車站，還是燈火通明，人來人往，欄杆上掛著巨大的香菸廣告牌，飄著烤紅薯的香氣。
我的同伴是我另一個小學同學，阿凱。他得意地拖著一個旅行用的小箱子，帶密碼鎖的，頗為洋氣。我帶一個斜背的軍綠色大包，像所有來打工的人一樣，裡面有四季的衣服，有另一雙鞋，牙膏杯子和被子等全部家當。
我們想打一個電話，給家裡報個平安，也給潮州的師傅通告一聲。火車站外有一排的電話亭，需要買 IC 卡。我們問了旁邊一個人哪兒有 IC 卡賣，那人從兜里掏出一摞卡片，說「30 塊錢一張」。我們傻愣愣地掏錢就買了。
到電話亭，阿凱先給他爸媽打了個電話說到廣州來了。第二個電話，我打給我哥，說到一半，IC 卡顯示沒錢了。我們沖回原地，給我們賣卡的男人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我們只好往外走，忽然一個操著四川口音的男人走近來，喊著：「老鄉，你們去哪兒？」我們說去東莞。他說那邊的火車站不能去，那邊有警察查暫住證，你們沒有居住證一下子抓到了就會遣回，或者要進拘留所勞改。我心想，我有火車票，總不能我一出站就抓我吧。
誰知跟我們一起來的隔壁縣的女孩嚇著了，「我們一出站就把票給扔了。這可怎麼辦？」男人就圍著女孩說，那跟我們的車走，我們那兒有車。兩個女孩傻乎乎地被推著走了，還招呼我們一起走。
我們有點無奈，總不能讓兩個女孩跟著陌生人走了，就跟了上去。
我在他們的公交車上坐著時，聊起了那張被騙的 IC 卡。領我們來的人，說你把卡給我看看。結果卡一給他，他也掏出一把卡片，翻來翻去的，最後拿了另一張卡片退給我們。
阿凱什麼也沒發現，把卡一下就收回兜里。我立刻有了一股不妙的感覺，壓低聲音對坐在前面的兩個女孩說，咱別跟他們走了，下車趕緊找地方坐車去。
兩個女孩卻大聲嚷嚷了一句，「為什麼不跟他走？」領頭的人用目光狠狠颳了我一眼。我也只好繼續坐著。
五六站路後，車停在了一個大院子裡，像在一個偏僻的山村角落。外面停著好幾輛破舊的大巴車，像是退休了的城市公交，座椅都是硬木的。被招呼進院子後，我們被帶進一個大廠房裡，我估計一趟車來了上百人。一下子，大門被吭地關上了。
陸續地開始有人過來賣票，到東莞的票一張 90 元。在汽車站，一張票大概也就二三十塊錢。有人不買，一群人圍過來就是拳打腳踢。
我出門身上只有 50 塊錢，路上還用了一些，但阿凱有一百來塊錢。我心想，被打一頓事小，人生路不熟的我們也不知道要往哪兒走去。兩個女孩子有錢，立刻買了一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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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我們兩個人一共只湊出 125 塊錢，領頭的一開始說這不行。但我們確實沒錢，他猶豫半晌最後還是讓我們上了車。
當時是早上四點，車出發了。開了沒多久，破公交車上了國道。司機說，我們現在上了高速，每個人要多交 30 塊錢。
我和阿凱已經渾身上下一分錢都沒有了。收錢的人來收錢，我們沒有，他說，那你們立刻下車。我說你等一下，我只好腆著臉跑到兩個女孩子面前借錢。她們最初不太樂意，但我提出將身份證抵押給她們，說開始工作了有了錢一定來贖兩個人才給我們湊了 60 塊錢，一到新塘鎮（廣州到東莞的第一個地方），她們就下車了，臨走前給我們留了一下她們廠里保安室的電話。
我們都是第一次來東莞，跟賣票的人說，到了東莞大嶺山給我們講一下。他說好。車又開了一會兒，他說，大嶺山到了，下車吧，就把我們兩個給揪了下車。
當時是凌晨五點，天微微亮了。路邊正好有一個掃地的清潔工，我們問他，這是哪兒？他撇了我一眼，顯得很傲慢，「這裡是東莞。」說完扭頭走了，繼續掃他的地。
我們有點尷尬，繼續往前走，又遇到一個保衛阿姨。我們問這裡離大理山還有多遠？阿姨說，還有幾十公里。
我們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懵在了國道路口上。不久後，我們開始扛包拉箱地在國道上跋涉。
當時是秋季，凌晨天氣舒爽涼快。但太陽出來，9 點多的時候，廣東地區的馬路已經曬得燙腳。我們熱得渾身濕透了，一邊走，一邊灑汗。汗滴在地上沒幾秒就乾了，我們像兩條狗一樣地喘氣。
走到 11 點的時候，我的背包帶斷了，東西撒了一地，漱口杯掉進髒兮兮的陰渠里。我把東西又拾進包里，用手把包包放在肩上扛著走。阿凱沒好心地笑話我的包包質量太差。結果沒走幾步，他的輪子掉了。他只好把整個箱子扛在肩上，灰溜溜地落在後頭走著。
我們一路走，一路問路。從早上六點走到下午兩點，一共走了大概 40 公里。走一走，歇一歇，躲進樹林裡坐一坐。包包里有從家裡帶的煎餅，但太渴了，沒有水喝。遭遇了對我們不屑的馬路清潔工後，我們也不敢去討水喝，哪怕是自來水。嘴巴全裂了，冒泡了。
路上很多後頭帶蓬的五菱車開過，司機問：「靚仔要不要去打工？我們廠里很缺人的啊。」 阿凱正走得近乎於崩潰，急切地想上車。我按住他，「廣州黑工廠很多的你知道嗎？你跟他去，你最後怎麼死的你都不知道。」他又不敢上車了，但開始把氣都撒在我身上。一旦說話就陰陽怪氣，要麼無視我，甚至還推搡了我幾次。
最後，我們終於走到了大嶺山。我向人問我表哥的廠在哪裡，周圍的路人沒一個知道的。找到管理處，管理處的工作人員說，我知道所有工業區的所有廠房，但你這是一個倒閉的工廠外租出去的一個車間，沒法給你們準確的定位。
我們在路邊絕望坐了一會兒。一個摩的司機向我們吹了下喇叭，「靚仔去哪兒？」我們一說，他竟然知道地方，開價七塊錢。那會兒一般摩的價格就是三四塊錢，但我們不知道。
我們像找到了救命曙光一樣，對他說，我們沒錢，但你把我們送到地點後我哥一定有錢。他不樂意。我當時身上有一塊打工花 50 塊錢買的手錶，我說那這塊表押給你，你給我留個電話，我以後有錢了來找你贖回來。他答應了，給我們寫了一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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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摩托車開了沒有十分鐘，就到了地點。當時兩點半，廠里的員工們正在上班。我到保安室，保安就在黑板上寫下了我哥的名字，「他們下班了就會出來。」 我們兩個鑽進了旁邊修路工程留下來的水泥水管里，從三點坐到了五點。五點到，我就急匆匆地跑到廠房門口等他們下鍾出來。
我們身上被騙得一分錢都沒有了，如果找不到表哥，我們可怎麼辦呢？
我們站在廠房的保安室門口，像一條快乾死的魚在等水，像一個快瞎了的人在等光。但下鐘的人一下子就散沒了，我還沒有在保安室看見我哥。我走前去黑板一看，保安這個人才，把我哥名字寫錯了。
我一下子癱坐在了空地上。大概幾分鐘後，忽然有人拍我肩膀，「你怎麼在這裡？」抬頭一看，我哥正很詫異地看著我，他剛從廠房走出來。
我的眼淚一下子憋住了，紅了臉，支支吾吾起來，只說了一句，「……我過來看看你。」 我哥二話不說帶我們去吃飯，一家路邊的大排檔，麻溜兒地就點好了菜。在等菜期間，我去老闆那兒借了個電話，撥通了摩的師傅給我們留的電話號碼。電話那頭顯示是空號。
菜一上，阿凱一句話不說，連吃了五六碗飯，餘下一桌的狼藉。我呆坐著，幹完了一壺水，又要了一壺水。喝著喝著，煙火氣和鐵鍋的熱氣一起打上臉來，眼淚開始在我眼睛裡打轉兒。
三
在表哥那裡呆了兩天，我坐船去兩個女孩子的廠里，買了點水果，將身份證換了回來。吃完飯，坐著大巴，我去了潮州。
潮州修車的師傅有一兒一女，跟我年紀相仿。師娘是一個看不得別人閒下來的女人，不光要我們做工，還要給菜地澆糞水，一天到晚包辦所有的家務。
我們住在車間裡的一個簡易棚里，四面有板，也有窗戶，只有一個鐵皮頂。廣東人的飯碗是掌心大小，我第一頓飯吃了四碗米飯。師娘驚呼了一句，哎呀你們怎麼吃這麼多飯。阿凱吃完一碗飯，就把碗擱到水池裡，走前惡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回到宿舍，阿凱就罵了我一頓，你是豬嗎？吃這麼多飯幹什麼？我說我起碼得要吃飽吧。他說，你這樣吃人家會看不起你，我以前有個師哥就是這樣吃，被師娘罵了是豬頭。
這之後，每頓飯，我們只吃兩小碗米飯，多一口都不再吃了。在潮州一年多的學徒生活里，我每天都是餓著的。
16 歲到 18 歲這兩年來，我個子只長了兩厘米。我跟阿凱的關係也越來越差，直到不再說話，分道揚鑣了。
後來潮州的師傅要去深圳做生意，我也呆夠了。我又回到了東莞找我哥。因為當時沒有工作經歷，東莞也不缺勞動力，我找工作找了兩個月都找不到。
每次去應聘，工頭問我會做什麼工，我全都不會。最後，我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請人吃飯，給人送煙，我才混進去了家具廠里上班，成為了一個塗裝車間的噴漆工。
這個工廠是一個港資工廠，沿用台灣工廠的管理，每天有三個班。要求我們工人早上 8 點到車間，12 點下班。下午 1:30 上班，5:30 下班。晚上 6:30 上班，11 點下班。11 點算是早下班，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工作到凌晨兩點，隔三差五通宵是常態。
每個月，我們只有一個禮拜的禮拜天不用加班，這就是我們每個月的唯一一個休息時間。
車間是流水線，缺一個人，整條生產線上百人的工作就會斷停。每次要去廁所，都必須喊班長過來替班。如果班長不替班，你就只能一直坐著。如果他願意幫你替班，他會給你一個時間牌，不能離開超過時間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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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我們工人基本上都會在進車間前，就把個人的問題提前解決掉。因為這樣，工人們請假也是不可能被批假的。
我們早餐吃的是湯粉，現在想想就跟豬食一樣。食堂有一排的熱水水龍頭，地上有一個放滿了粉的大桶。每人舀起來一點粉，熱水一衝，自己加鹽調一下味道就吃。中餐晚餐，一勺米飯，兩個素菜。一個禮拜有一次加餐，有的時候炒點肉，加個雞腿，加個蛋。
這樣的狀況一直穩固不變地持續著，就連非典期間也沒有停過工。非典期間，整個工廠變成全封閉狀態，每個人一步都不允許離開工廠，出門買支水都會被重罰。
當時跟我一起上工的還有另外一個朋友阿偉，我們見面認識了兩個小時後，我就感覺已經有了過命的交情。人在異鄉太久了，沒有朋友是一件很孤獨的事情。
阿偉是打磨車間的。有一次下班我去接他，發現他正在跟班長打架。他家裡出了事，想請假幾天，班長說這不行，要走只能辭，這個月工資拿不到。他急眼了，把班長一撞撞得鼻孔流血。我操著棍子上去了，還沒動手，保安就把我拉走了。最後我倆都被辭退了。這個月乾了 24 天，一分錢沒有拿到，還罰了 100 塊錢。
在廠里打工的人流動性很高，有的三四個月就換一個廠，也有人一個廠乾了十幾年，終於當上了車間主任。我又換了一個廠繼續干，來了一個包裝車間。一個星期後，我右手不小心被機器削掉了兩塊肉。
休息了幾天，我帶上手套去工作，汗水和血水都悶在一起。結果，因為手太疼，一不小心手套就被絞進電鑽里。
一瞬間功夫，我的食指和無名指被削斷了。
這個工廠把我的工資結了，給我看了手傷，但因為受傷而耽誤工時，他們扣下了我一大半的工錢。接下來，我一個半月都沒找到工作。
在宿舍百無聊賴之時，我收到回了老家的阿偉給我寄來的信，他說已經快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我身上一共有 200 塊錢，我找表哥又借了 200 塊錢，吊著自己的殘手坐公交車到大嶺山的郵政局去給他寄錢。
但到了那邊，我的手寫不了字，找身邊的人寫，他們又不識字。
我只好又坐了一趟車回去，拉著一個工友再來了一趟郵政局。跑得一身汗，傷口都濕了，發炎地疼。但後來，我才知道，阿偉只是因為談女朋友了，想給女孩買個手機。
我氣著了。
這之後的兩三年內，我輾轉了好幾個地方，包括回潮州又修過一年的車，但最後又回到了東莞。我進過各種各樣的廠，但因為做修車學徒時學過電焊，最後進了一個模具廠，工資稍微比別的流水線廠要高一些。我意識到，一個人在勞動力市場裡必須要擁有技術。
這個廠我乾了兩三年，到 2006 年時，我已經是車間的班長了。期間，我跟別的廠的女工談上了戀愛。我成為班長後，時間比以前寬鬆一些，我常常去接她下工，帶她去河邊擺攤的路邊逛一街，吃缽仔糕，再兩人合著吃一炒粉，再分頭回去上夜班。當時覺得，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也不過如此。
後來，一個在河源的廠里的老闆看上了我，挖我去河源的廠里做車間主任。一個月給我 3000 塊錢，工資幾乎翻了一倍，外出還有配車，吃飯自己另有一個灶和廚娘。
河源跟東莞大不一樣，人少事也少。這邊是客家文化，有一個廣東最大的新豐江水庫，空氣好，水好，食物也好吃。生活普遍也更安逸閒適一些。我原以為這或許就會是我未來一生的樣子了。我女朋友忽然告訴我，她懷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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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我們回了一趟徐州，把婚結了。孩子生下來時，我又回了一趟老家。當小小的嬰孩躺在我手上時，我熱淚盈眶，想起自己漫長的童年裡滿是無人關愛的成長和記憶。
我心想，我必須回來，必須陪在孩子的身邊，看著她長大。
再回去的時候，我辭了職，正式告別了廣東。
四
我去了蘇州。在人才市場走一圈，我懵圈了。
我在廣東學的那一套在這裡完全用不上，像個二傻子一樣徘徊了十多天，愣是沒找到一份工作。
心灰意冷之時，從親戚那裡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學開塔吊機的機會，但學徒時期沒有收入。妻子勸我不要去，家裡沒錢了，孩子的花銷屬實不少。
我斟酌再三，還是去了。是修車廠教會了我技術，只有真正學會技術的人才可以走得更遠。我覺得人可能要捨棄一些眼前可以看見的利益，才可以選擇更好的未來。我放下了自己做過主任的身段，跟所有年輕人一樣，帶上安全帽，走進工地，從頭開始。
做學徒做了三個月之後，我才開始正式上班。第一個月上班，我只得了 500 塊錢。正好趕上汶川大地震，我一個人獨居在蘇州，看見太多妻離子散、陰陽兩隔的新聞。每次下班回來，我碰也不敢碰電視機，躺在床上一宿一宿地無眠。
第二天醒來第一件事，我將自己的 500 塊工資全捐了。心理舒暢一些，但那之後，我的飯錢都變得緊緊縮縮。
就這樣苦熬了大半年小米粥送鹹菜的生活，我終於有機會自己帶徒弟了。有了學徒，有了人，我開始單幹、做承包。那時候，一個月加上外快能掙一萬多，一年也能掙個 20 萬了。
就靠沒日沒夜地干，26 歲那一年，我賺到了第一桶金。這筆錢，我拿來投資了二哥開了個頭、但無以為繼的定製家具店。最開始是一份親情的支持，到最後，投的錢越來越多，我和妻子只好把整個店鋪攬過來自己好好做。
那個節骨眼，我孩子正好會跑了，會惦記爸爸了。2010 年，我決心要回家裡來。這裡地方小，消費低，但是競爭對手也少。隨著經濟越來越好，市裡買房的人越來越多，家具生意也跟著好了起來，算上趕上了好時候。
我們一點點做，一步步積累人脈，店鋪也用全副心思來打理。三年時間後，我們租下了屬於自己的廠房，打造出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雇進了 20 多個員工。2013 年，我們在老家買下了第一套房子。2015 年，我們在市中心又開了另一家店。
我慢慢變成一個商人，市裡有權或有錢的人幾乎全認識了一遍，逢年過節總要豐盛地送禮。
我心裡一直有一種排斥感，尤其在與合作夥伴談論價格時，我總學不會爭取最大利益化地與他人討價還價。掙別人的錢，對我來說始終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我重感情，重義氣，因此常常在生意場上丟失很多錢。但在生意場上，我卻交不到新的朋友。
每逢孤獨，我很懷念在東莞的工友們。每一次出差到廣東，我都會吃一碗腸粉，叉燒飯，炒粉，想起年輕時大家一起玩過的時光。
有一次，阿偉來江蘇看我。我們在飯桌上，寒暄幾句近況後竟變得無話可說。
他還是在各地的廠之間轉，打工，生活沒有太大的變化，平常最關注的是哪家廠的工資高，哪家待遇好。
生活仿佛在阿偉的身上越長越狹窄。我給他遞煙時，他甚至有點恭敬地彎了彎身子。
我一下子被刺痛了。賺到錢後，我也曾經「飄」過，穿花花綠綠顏色衣服，出沒於聲色場合。但就在最忙的那一年，家裡唯一一個努力疼愛過我的奶奶去世了。
生命以死亡這樣荒涼無措的方式告訴我，人生就這麼幾十年，虛榮的金錢和地位都意義不大，最重要的是珍惜身邊人。
今年疫情忽然襲來，公司的資金鍊斷了，只能不斷往裡面填錢，不然廠就運作不起來。到六月時，我已經借了將近四百萬的外貸，最貴的一筆貸款里，10 萬元一個月就要還四千塊錢。
我和妻子，也成了「疫情離婚潮」中的一對感情破裂的夫妻，離了婚。像我這樣半路出家開始創業的人，沒有根底，非常脆弱。一場嚴峻的危機，就足以讓我成為第一波被清掃出局的玩家。市場在未來的幾年內都難以復甦，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我雖然沒有把握可以挺過去，但我已經經歷了足夠多的困難和磨難，我並不擔心未來，我知道我終究會挺過去。
今年，我的女兒也 15 歲了。她還是個孩子，會纏著我給她買 switch 的遊戲機，煩惱著體育課的 800 米考試。但 15 歲那年的我，已經扛著包，擠上綠皮火車出遠門了。
我對世界最初的印象，也成了我對世界一直以來的印象：一根六米長的鋼管，一根三四十斤，一旦扛上肩，世界就變得搖搖晃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