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淪為平庸的崔國名，遠不如拋家棄子的崔小紅清醒
反觀他的姐姐崔小紅（後來的千惠），那真是走了另一個極端。當年未婚生子，男友入獄，為了活路，她能咬牙遠走異國他鄉，連名字都改了。母親病重她回來，處理完後事，給弟弟磕頭，留下撫養費，依然選擇離開，不帶走兒子。從傳統道德看，這簡直「自私透頂」，拋家棄子。但你細想，她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清醒得可怕，也沉重得可怕。她知道國內的環境和輿論已難容下她，她知道帶著兒子可能兩個人都沒有未來，她知道選擇了海外那條未知的路，就再沒有回頭箭。
她不是不痛苦，給弟弟磕的那個頭，包含了多少愧疚和無奈。但她有一種崔國民最缺乏的東西：決斷力，以及為自己選擇徹底負責的覺悟。她賭上了自己的人生，買定離手，一條道走到黑，不反悔，不回頭。在那個風起雲湧的九十年代，成功者里不乏這種「一根筋」撞到底的，他們未必比崔國民更聰明，但往往更堅決、更敢賭，也更能承受代價。崔小紅是清醒地看到了「回來一定是錯誤的」，所以哪怕前方未知，她也只能向前。
而崔國民，恰恰卡在中間。他看不起大建那種「野路子」的成功，自己又無法在正統的「工程師」道路上獲得滿足和成就；他羨慕姐姐那種決絕改變命運的勇氣，自己卻又被家庭、穩定工作、社會評價捆得死死的，不敢真的放手一搏。他的「不安分」是內心的躁動，而不是行動上的突圍。所以他活得最累，也最擰巴。領導斥責他，家庭需要他，現實打壓他，他所有的「聰明」在生活的重壓下，都化為了無奈和自嘲。他的平庸，不是能力的絕對缺乏，而是一種心氣與現實持續角力後，逐漸耗盡的疲憊狀態，是無數可能性在猶豫和觀望中一點點閉合的結果。
那個時代很有意思，它給了人前所未有的躁動和機會感，像大建、像崔小紅那樣的人，不管用什麼方式，都狠狠抓住了點什麼。但它也精準地考驗著每個人的心性。像崔國民這樣的人，或許是大多數：受過不錯的教育，有一份體面但漸顯困頓的工作，能看到遠方的浪潮，卻不知如何弄潮，甚至不敢輕易下水，生怕連手裡的舊舢板都丟了。他們心裡有火，但火苗忽明忽暗；腳下有路，但每一步都瞻前顧後。最後，時代的大浪拍過，有人上岸，有人遠航，而他們，還留在漸漸褪色的沙灘上，成了別人眼中「平庸」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