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鐵騎剛踏破汴梁，耶律德光卻坐在城外不動窩，反倒把張彥澤這號凶神放進了城，明眼人都知道，這是縱兵「打草谷」，搶糧搶錢，更為了激起民憤，好讓那些嚇破膽的官員「求」他進去當皇帝，張彥澤也確實沒讓人「失望」，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連石重貴的楚國夫人丁氏都被逼死了，整個京城籠罩在一片血色恐怖里，百姓家裡被搶空，男人遭屠戮，女人被擄走，因為契丹兵壓根沒有後方糧餉，走到哪兒搶到哪兒，這就是他們生存的方式。
就在這節骨眼上，老宰相馮道出面了，帶著百官去「迎接」耶律德光，可這場面耐人尋味：百官不跪拜，馮道自己連官服都沒穿，這沉默的姿態，比任何吶喊都更清楚地表明了京城士民心底的抗拒與屈辱，耶律德光心裡也跟明鏡似的，他自詡要當中原的「正統」皇帝，張彥澤不過是他扔出來試探風向、干髒活的一塊石頭。
所以，當吳越國的王子錢弘俶——一個在相對安寧富庶的杭州長大的少年——激於義憤，在朝堂上公然質問耶律德光為何縱容張彥澤，甚至拔刀與之搏鬥時，耶律德光並未立刻發作，在他眼裡，這不過是個被熱血沖昏頭的孩子，更重要的是，錢弘俶背後是年年向中原納貢的吳越國，剛登基就殺其皇子，等於逼反一個重要的錢糧來源，而且，朝堂上站著不跪的人不少，大家都恨張彥澤，只是缺個挑頭的，錢弘俶這麼一鬧，反而巧妙地把一場政治對抗，暫時降格成了「小孩子逞能的鬧劇」，給了各方一個台階下。
但這「鬧劇」背後，是馮道布下的一盤大棋，京城破後這十天，馮道做的每一件事，都藏著深意，他支持桑維翰、薛居正等人堅守十日，哪怕明知守不住；他默許甚至推動了楚國夫人丁氏的悲劇被廣泛知曉，這一切，都是為了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天下人：向契丹低頭，換不來和平，只會是更深的災難，他在用這十日的犧牲和慘劇，點燃中原百姓和殘餘勢力心中抵抗的火種，同時，他一步步行事看似在向耶律德光「臣服」，實則每一步都在將遠在太原的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推向不得不挺身而出的位置。
劉知遠手握重兵，觀望已久，他需要的是一個順理成章稱帝的理由，一個「民心所向」的契機，馮道精準地提供了這一切，他派趙匡胤——那時還是個心懷大將軍夢想的少年——前往太原，不僅帶去了京城慘狀和契丹殘暴的消息，更關鍵的是傳達了「民心可用」的信號，趙匡胤對劉知遠的謀士郭威說得透徹：朝堂上痛恨張彥澤的人多了，大家都暗中使了勁，最後讓年紀最小的錢弘俶當了明面上的那把「刀」，這話既解除了劉知遠對「民心歸於吳越少年」的顧慮，又點明反抗的火焰已經在汴梁點燃，更重要的「籌碼」是馮道送出的實實在在的資助：谷麥三十萬斛，種糧三萬斛，在亂世，這就是續命的根本，是劉知遠起兵最急需的物資。
於是，在馮道於汴梁周旋，錢弘俶的「魯莽」點燃輿論，物資援助到位，以及「契丹必敗」的判斷共同作用下，劉知遠終於動了，他上演了一番傳統的「三清三辭」戲碼，最後在晉陽，用一面節度使的旗子裹身，簡便而迅速地稱帝了，定國號為「漢」，這個舉動看似倉促，實則匯聚了當時能凝聚的最大期望，他不是靠血緣繼承，也不是靠異族冊封，而是在中原淪陷、契丹暴虐的背景下，被一部分人心中的希望和現實的政治算計共同推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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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消息傳到汴梁，耶律德光才恍然大悟，他原以為馮道的步步退讓是真屈服，以為中原士族已束手無策，直到劉知遠稱帝的消息傳來，河東、河北群起響應，他才看明白，馮道這個老謀深算的「三朝元老」，在亂局中冷靜選擇的「天下之主」是誰，馮道沒有選擇在汴梁硬碰硬，也沒有真的把寶押在契丹人或張彥澤身上，他犧牲了汴梁的十日，用血淚和糧食，將機會和大義名分，輸送給了太原那個最有實力也最有可能站出來抵抗的軍閥，他的選擇標準很實際：誰更有可能結束眼前的暴虐，讓亂世稍微安定下來，哪怕只是暫時的。
而錢弘俶的刺殺，趙匡胤的奔波，郭榮的隱忍謀劃，桑維翰臨終前的坦白與託付，乃至石重貴那句「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淒涼自嘲，都成了這個巨大歷史轉向中的一個個音符，馮道就像個經驗豐富又冷酷的導演，他知道純粹的熱血（如錢弘俶）救不了世，也知道一味的忠君（如對石重貴）可能換來更糟的結果，在「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下，他做出了一個務實的、甚至有些冰冷的抉擇：扶持劉知遠，先趕走最殘暴的契丹勢力，這個選擇談不上高尚，也埋下後來武將擁兵自重的伏筆（趙匡胤後來「黃袍加身」未必沒從中得到啟發），但在那個「活下去就是最大奢望」的吃人年代，這或許是無奈之下，最能看見一絲曙光的路。
最終，劉知遠稱帝後，各地反抗契丹的聲勢大振，契丹軍因糧草不繼、掠奪失盡民心而被迫北撤，中原短暫地回到了漢人政權手中，馮道用他的智慧、聲望乃至爭議，為那個黑暗時刻的中原，篩選並助推了一個階段性的答案，整個過程沒有浪漫的英雄主義，充滿了算計、犧牲、妥協和務實，卻真實地折射出在那個極端混亂的年代，如何於夾縫中尋求生存與秩序重建的艱難邏輯，歷史的風向，就這樣在晉陽與汴梁之間，在糧食、鮮血與人心向背的權衡中，悄然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