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家庭地位問題，體現出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表象和內在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丈夫或父親是家庭中地位最為低下的角色，通常會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視和嫌棄，他惟一的價值就是按時把工資拿回來。

日本男人真辛苦

初來日本那年，著名喜劇演員、「閒人」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因病逝世，成為舉國震動的重大訃聞。戰後的日本熒幕上，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一個是高倉健的硬漢形象，另一個是渥美清的閒人形象。對中國人學習日語影響極大的教材《標準日本語》初級上冊開篇不久，就提到了渥美清與山田洋次導演合作的寅次郎系列名作《做個男人真辛苦》。我以為此片之所以長紅不衰，除了貼近生活的輕喜劇色彩和寅次郎身邊不斷出現的美麗女子之外，光是這個片名，便足以讓無數日本男觀眾感覺被說到了心坎兒上。

對很多日本成年男人來說，「真辛苦」恐怕是他們的真實心聲。在我的小人之心度來，寅次郎在各地游遊蕩盪，結識了一位又一位讓他心動的女子，但總是在最後關頭選擇告別，這不僅營造著有情無緣的淡淡傷感，更暗示了一種逃離的機敏，逃離作為已婚男性所要承擔的責任。一旦成了家，可憐的寅次郎恐怕就會變成一頭終日勞碌的牲口。

某電視台的一個節目把鏡頭對準幾個卜班族的家庭，對照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一位丈夫每天從妻子那裡得到800日元（約合60元人民幣）的零花錢，在早晨上班路上買了一罐咖啡之後（120日元），為了省下錢買本新發行的漫畫，中午只好去找最便宜的吉野家牛肉飯果腹。而同時，他的妻子和一些主婦朋友們在寬敞的西餐廳內共進午餐，隨後去逛商場，喝下午茶，享受著西式甜點的美味。從兩種差距巨大的生活內容來看，丈夫仿佛只是供養妻子的一個僱工而已。有午餐調查數據為證，各行各業在外面吃午飯的平均花費是500～700日元，唯有一類人例外：主婦。她們的平均值是1500日元（約合100元人民幣）。

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在《鏡像下的日本人》-書中寫道：「外國人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主婦如何柔順地接受丈夫的頤指氣使，或者至少丈夫什麼也不用動手做，結果經常就下結論說，日本的男人處於非常大的支配地位。」這大抵是外國人在旁觀者的角度對日本家庭內夫妻關係的普遍印象，所以，才會有那種「娶妻當娶日本人」的願望。可是，假如不能說此一印象完全錯誤的話，它至少也飽含水分，必須大打折扣。外國人看到的是在公開場合或影視作品裡，日本妻子對丈夫的謙卑侍奉，甚至是同行時緊隨身後的亦步亦趨。但是，在真實的家庭生活里，丈夫的地位遠沒有那麼光鮮。在某些情況下，丈夫／父親是家庭中地位最為低下的角色，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視和嫌棄，他的惟一價值就是按時把工資拿回來。

「熟年離婚」激增

男人的家庭地位問題，體現了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表象和內在之間的巨大差距。雖然它廣泛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文化與族群當中，但日本或許是最嚴重的例子。而且，日本人沒有覺得這種分歧有什麼不對，相反還視之為文明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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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講，壓在日本男人身上的沉重負擔，並不是女人本身，而是來自社會對男人的要求，比如必須努力工作養家，就像已婚男子在身份上被稱之為「世帶主」（一家之主）。剛來日本時，我聽到一個傳聞，說日本女性喜歡嫁給中國男性，因為他們會早點回家幫助妻子操持家務。但是在生活中，卻能夠看到一些日本男人哪怕是在外面的公園裡坐著吃飯糰，似乎也不急著歸宅。還有一個傳聞，說倘若這個男人天天下班就往家裡趕，會被妻子認為在事業上沒有出息，不能和上司與同僚搞好關係。

你可以說日本男尊女卑，但這個「卑」以另類的方式轉化成要女人依靠男人養活；更「尊崇」的男人一旦成了家，就只能扛起責任。如果負不起，那他就會成為失敗者，失敗者在日本的結局可想而知。

一切，似乎出現了有趣的翻轉。

2007年，日本修改後的婚姻法規定，離婚時夫妻可以對半分割養老年金。這個看上去很進步的保護婦女權益的變動，卻導致了重大社會風波，即所謂「熟年離婚」的激增。在步入老年之際提出離婚的妻子們表示，能分得丈夫的年金可以保障她們的經濟來源，但她們不願意讓「大型垃圾般」的丈夫擾亂生活。什麼生活呢？以前丈夫很少出現在家裡，主婦們優哉游哉；現在糟老頭子退了休，賴在家裡讓人好不膩歪。

看了以上種種，不知道對日本式妻子情有獨鐘的同胞們會不會有所感觸。老光棍寅次郎先生看似傻乎乎的，我倒一直覺得他很聰明，就像咱們的後主劉禪：「此間樂，不思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