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3日，法國導演戈達爾因安樂死去世，享年91歲。（資料圖/圖）
上世紀下半葉，法國導演讓-呂克·戈達爾（港譯）逝世，被西方媒體在顯眼位置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的標題是「塑造法國新浪潮的大膽導演逝世於91歲」（塑造法國新浪潮的大膽導演逝世於91歲）。英國《衛報》的標題是「法國新浪潮的巨人死於91歲」。這麼說也不是不靠譜，也符合「Neverspeakillofthedead」（從不說死人的壞話）的美德。問題是法國電影的新浪潮（新時尚）在1960年代後期已經消亡，但戈達爾幾乎在他去世前仍在製作電影。說他是新浪潮將軍和大師，與其說是棺材，不如說是概括。我認為配得上戈達爾的標題是「超越神話的人」。
這個怎麼說？一個人的死，不一定像一盞燈熄滅，也像一顆星星，把自己最後一次燃燒，讓自己越來越亮。關鍵是死法是否「配得上」死者。以詹姆斯·迪恩為例，他今天仍然被認為是「酷少年反叛偶像」，不是因為他的《伊甸園之東》（伊甸之東）、《無因的反叛》（無因的反叛）和《巨人》（巨人），而是因為67多年前，24歲的迪恩在一輛福特汽車超速行駛後，與一輛福特汽車相撞而死。他用自己的死向世人展示了那套美國悼詞Lifestyle——「LivefastandDieyoung」（揮霍青春，早逝）。
同理，為什麼32歲「死去」的李小龍，依然是速度、力量、力量的代名詞，而不是讓人聯想到「外力中干」？因為他從未在世介面前變老。名人，如美女名將，「不許見天下白頭」。文化符號也可以這樣看待。徐志摩的浪漫傳奇不絕於耳，是因為「我輕輕地離開，就像我輕輕地來」的《再別康橋》，還是因為濟南空難讓他離奇而壯烈地死去？
戈達爾在法國的地位接近於國寶。馬克龍總統在他的悼詞中說，他是新浪潮電影製作人中「最反傳統的」。事實上，它不僅僅是法國新浪潮。戈達爾在他的全盛時期是全球電影界的一個可怕的孩子。「EnfantTerrible」一詞是法語，但在英語世界中被廣泛用於指代特立獨行、非傳統的早熟天才。年輕的戈達爾是「可怕的孩子」的教科書例子，堪稱典範。不僅僅是他的電影，還有他的言行。
29歲時，他以極低的成本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斷了氣》（氣喘吁吁）。由於缺乏膠捲（膠捲），他不得不把鏡頭拍得很碎片化，然後用剪輯把不同時空的場景串聯起來。這原本是對現實的妥協，卻變成了錯誤打破常規的革命性技術「跳切」，讓戈達爾一舉成名。在新一波導演中，在人才方面，戈達爾未必比弗朗索瓦·特呂弗好，後來反其道而行之；論深度，他未必能超越阿蘭·雷奈或埃里克·侯麥。;但他口才好，具有自我戲劇化的天賦，將自己變成戲劇甚至傳奇，是同齡人無法比擬的。
在聚光燈下，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比導演的角色更酷、更活潑、更融合。他總是戴著墨鏡接受採訪和公開露面，仿佛要把世界變成一個巨大的黑暗劇場。一切對他來說都是一部有潛力的電影，所以他總是做出「取景」的手勢，仿佛隨時準備通過鏡頭看世界。熱愛電影的人將電影視為生活，但戈達爾將生活視為電影。這種態度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電影人，沒有他，就沒有好萊塢的昆汀塔倫蒂諾，也沒有香港的王家衛。一直戴著墨鏡的王家衛是戈達爾的追隨者甚至模仿者，雖然他從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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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戈達爾可能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綿羊」（GOAT，GreatestofAllTime，歷史上最好的意義），但論影響力，恐怕只有《公民凱恩》（公民凱恩）導演奧森•奧森威爾斯能做到進行比較。即使在63年後的今天，看《斷了氣》仍然讓我想拍電影。《公民凱恩》也是無數電影人的靈感來源，但它的電影藝術高不可攀（包括GreggToland的攝影、BernardHerrmann的配樂和RobertWise的剪輯）。另一方面，《斷了氣》，從讓·保羅·貝爾蒙多（JeanPaulBelmondo）對著鏡頭說話的第一個場景開始，就在告訴觀眾「看，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看，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當然，我們今天還記得戈達爾，也因為他的機智和機智，他是電影人的王爾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句話：「一部電影由開頭、中間和結尾組成，儘管不一定是這個順序。」
問題是戈達爾儘管才華橫溢，卻無法跟上世界變化的步伐。當你手裡有一部智慧型手機就可以當導演，你還能打破什麼規則？自從戈達爾在1998年完成了266分鐘的電影《《世界電影史》》之後，對於電影這個媒介，他幾乎無話可說。在這一點上，電影史學家、影評人大衛湯姆森可以說是有話說。他說：「可怕的孩子長大後發現世界變得面目全非。」對於天才來說，長壽不一定是福氣。
林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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