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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故事來自18歲就考上美國名校讀博的高智商女孩，入校第二年，她竟被一位教授強姦。此後，她噩夢纏身，無法面對自己，無法正常地讀書生活。為了活下去，她開始了漫長的自我救贖之路……
1
我叫李琳，80年代末出生在安徽的一個小縣城。我的父母是工程師，爺爺退休前是一所大學的教授。從小，他們就以我為傲。
因為我從小就表現出驚人的學習天賦，跳著讀完了小學和中學。14歲時，我參加全國統考，收到了中國科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學的是神經生物學專業。
大三時，與很多同學一樣，我就學完了所有的課程，考了托福GRE ，順利地申請到了美國一所名校的全額獎學金，直接讀博士。
2007年，18歲的我，背起行囊，獨自赴美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當飛機降落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時，我還以為，未來的我，應該是一名生物科學家。家人和我自己都有信心認為我可以應付一切。
然而，讓我始料未及的是，來美國的第二年，我被學校的一個名叫理察的教授強姦了。
他三十多歲，風度翩翩，幽默機智又不失紳士風度，學生們對他很有好感。
那天是學校的一個生日活動，理察是嘉賓之一。活動結束後，他說順便送我回家。我沒有開車，也聽說學校周邊夜間的治安不是很好，就興高采烈地答應了。
路過他家時，他說，要我陪他回去先拿點東西，我就傻傻地跟進去了。一個4、5歲就以高智商聞名的我，在19歲的那一個夜晚，腦子短路了……
因為活動，我喝了點酒，可能力氣大小與喝酒關係不大，但我至今仍會自責，如果我沒喝酒，力氣會不會更大些，可以逃脫呢?此後，我滴酒不沾，就連含酒精的飲料都不會碰。
事後，理察還把我綁了起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放過我。他還威脅我，如果報警就會想辦法讓我待不下去，不得不回中國。
出來後，我精神恍惚。父母遠在千萬里之外，我即使告訴他們，也無濟於事，只會讓他們為我徒增擔心。何況，我一直是個讓父母放心的、自立的孩子。
最後，我踉蹌著去了警察局。接待我的是一個中年白人女警，和我媽差不多的年紀，但從她的眼裡我沒看到任何表情。報案的程序是立案調查，然後去醫院驗傷。她先例行公事般地給我一張表格寫陳述。
我自認為英語還行，但那張表格上一些描述人體部位的詞我都看不懂，然後一想到要去醫院，還要去法庭陳述一些我自己也不懂的東西，就膽怯了，也或者是理察的威脅起作用了，我不想最後搞得自己出國讀書不成，還以這種名義回國。
所以，我沒寫完陳述就跟她說，我不立案了。女警都沒有問我為什麼，給了我一本婦女受害後自救的宣傳冊，就找輛車把我送回了家。
2
回到那個臨時的家，我衝進浴室，打開水龍頭，反覆地、一遍遍地沖洗著身體，好像這樣就能洗掉髒污一樣。我就能變回原來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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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現在想來，如果當時年齡大一點，我應該會處理得更好一些。
比如，我可能不會天真地跟著男人去家裡，從小我幾乎是被家人和師生捧著長大的。以前，我以為校園是安全的，熟人是可信的。
但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我才知道，美國至少四分之一的女性都被性侵過，而且絕大多數是熟人乾的。原以為，只有陌生人才是危險的，其實恰恰相反的是，危險往往來自身邊。
如果我當時在美國待的時間更久一些，朋友更多一些，英文更好一些，我也不會懼怕上法庭。我無法向警察描述此事，但不代表我不能自己無數次地在腦海里描述此事。
尤其是，無數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的大腦就會不由自主地重複這件事，似乎是為了完成這個報案過程，我覺得快要瘋了。
我也更不敢告訴父母，他們不允許、也不能接受這樣一個從小被人稱讚的「別人家的孩子」，成為了有「污點」的孩子吧。
但我自己真的消化不了這件事，就告訴了實驗室的師兄。這個師兄也是國內少年班的，平常我們在課題壓力大時總是相互鼓勁。可是，剛跟他講完，我就後悔了。
我永遠忘不了他的那個眼神，他滿眼震驚地對我說：「理察教授風評很好，肯定不會做那種事，你在開玩笑……」
後來，當我越來越無法集中精力做實驗時，當我發現自己無法順利、如常地與人溝通時，當我睜著眼睛度過越來越多個夜晚時，當我全然食不下咽時，我明白：博士學位，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那時，我只想活下去。
3
我知道，我的心理出現了問題。美國的心理醫生收費很貴，我沒有多餘的錢，但我必須去。
為了籌集看心理醫生的費用，我跑去中餐館端盤子，還帶了幾個美籍華人小孩的家教課。
因為父母每學期給我的生活費都是基本固定的，如果我毫無理由地多要錢，他們肯定會胡亂猜疑，有可能知道我出事了。
我去看過而且換過好幾個心理醫生，他們大多數都認為，人是過去、尤其是童年經歷的產物。這些經歷變成潛意識，決定著我們的人生。
因此，他們要麼一遍遍讓我描述那些，每次提起都傷得我心口血淋淋的細節，要麼就是不停地追問我，小時候父母、親戚、鄰居有沒有性侵過我，就像是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人，給你按著預定的程序開藥。
我感覺他們特不真誠。後來，我不再去找心理醫生治療，而是去了受害者互助組。
那是一個公益性的受害者互助聯盟。每周一次聚會，大約有十個人，相互傾訴，彼此傾聽，同病相憐的人們通過講述彼此的悲慘遭遇，在群友中引起共鳴，從而拯救自己。
聯盟裡面很多的人都自殺過，而且很多人都疤痕累累，非常嚇人。可是，聽完他們講述的這些比發生在我身上更為恐怖的事後，我感覺自己仿佛一腳踏進了社會的深淵，經常做噩夢。
但我也不怪她們，那個時候她們都在自己的傷痛里走不出來。
而我也意識到：沒人能給我安慰，沒人能拯救我。想救自己，只能另闢蹊徑。我又從那個組織里退了出來。
我天真地以為，愛情也許可以給我的心一個停靠和休憩的地方。
那件事後，我談過一個男朋友，但是，我心理上過不去那個坎兒，不知道怎樣和他相處，想告訴他這件事，又怕他計較，不告訴他，我又很痛苦。
結果，我原本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還又疊加了一份痛苦。整日都在矛盾中掙扎的滋味，太煎熬了。沒多久，我們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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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不久之後，我又談了一個台灣男友，他很小就跟家人移民過來了，算是在美國長大的。
我們談了一年多，他對我體貼入微，因為有他的陪伴，我的精神狀況有所緩解，說話也漸漸多了起來，但我始終不敢提及那段往事。
雖然噩夢仍時常伴隨，但光顧我的次數明顯變少了。原本我以為，愛情真是有魔力的，這段感情就是我的救贖。
可誰知，已經快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也都計劃好帶彼此見父母了，他突然告訴我，他的家人不同意。
據說他家是一個比較有名望的家族，他家裡的人得知我們的關係後，還特意雇了私人偵探調查我。我想，他們應該調查不出那件事，因為我根本沒有立案。
但他的態度讓我明白，原本我以為的「這段感情能救贖我」，不過是一個笑話。最終，我們和平分手。
諷刺的是，幾個月後，他跟我在美國交的「閨蜜」走到了一起。
4
而我，還要跟父母解釋我的「未婚夫」為什麼突然沒了。父母也曾關心地問我，在外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但聽著他們的聲音，我似乎能看到他們殷殷期盼的眼神，我被傷害的事怎麼也無法說出口。
於是，那件事成為了深埋在我心底，難以啟齒的秘密。
直到2009年，在一次公益性諮詢活動中，我遇到了一個帥哥醫生史蒂文，他是一家醫院精神科的醫生，師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
不記得他說到什麼觸動了我，只記得我在他辦公室里大哭了一場。在那之前，我一直沒哭出來。
我原來也選修過心理學的課，對弗洛伊德嗤之以鼻，覺得是過時的老古董。在我，一名從事了多年實證科學研究的研究者眼中，沒有實驗數據支撐的一派之說，根本就站不住腳。
與其他心理醫生試圖剖析我的過去這種療法所不同的是，史蒂文並沒有問我具體發生的事情，而是說，重要的不是過去，而是你怎麼看待過去。
而我們對過去的看法，是可以改變的。他還說，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他說的這些觀點，我不置可否。理論，誰都會說，可我要的是效果。
史蒂文推薦我去看一部喜劇片《Aanalyze this》，此片是講心理醫生和黑社會大佬病人的故事。我很認真地看了這部電影，學霸模式不自覺開啟，毫不費力地把握到了要點。
然而，第二周見面時，他並未問起我的病情，而是真的和我討論了一上午這個電影。我們聊得熱火朝天，十分暢快。我能與人順利溝通了，那種久違的感覺又回來了!
再過了一周，他又推薦我看一本名叫《Felling Good》的書，隨後又一周，他跟我討論了這本書。他沒有勸我做什麼，只是讓我回到自己所擅長的領域，找到那個曾經熟悉、如今卻無比陌生的自己。
經過他的啟發，我發現在救贖的路上，我盲目地向外尋找助力，反而一次次迷失了自我。一旦遭受否定，更加傷痕累累。
史蒂文的方法，喚醒了內心那個我。曾經學霸的經歷，是我熟悉的。讓我明白：能救我的，不應在外尋找，只有自己!
為了徹底治癒自己，我決定去系統地修習心理學課程。這意味著，我要放棄學了多年的生物學專業，放棄博士課程。從此，和我以前的專業背道而馳了。
最終，在史蒂文的幫助和推薦之下，我選擇申請了南加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2010年底，我拿到了南加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我簡單跟父母彙報了一下學業的情況後，就奔赴洛杉磯。那時的我，以為這將是我新生活的開始。走的那天，我把跟學校和專業有關的書都扔了，只帶了一個行李箱，裡面是幾件換洗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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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也幸虧我離開了，一年後我原來的實驗室又出事了：一個女生槍殺了另一個女生，動機眾說紛紜，有人說是課題爭執，有人說是情殺，不管是哪種原因，壓力大都是最大的兇手。
都認為美國是做研究出成果的好地方，但那是建立在外來學生的非人壓力之上的。
在美國，外族裔受歧視，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倒是我跟的心理學教授很有意思。他講課生動幽默，又會帶我們做很多有趣的試驗。然而，我的收穫，除了門門功課全A之外，似乎，在其他方面並未有所增進。
顯然，在這條新的救贖之路上，我又遇到瓶頸了。
5
我苦苦追尋的自我治癒之路，走得如此艱難，卻又收效甚微。我有些苦惱，又在課餘時間自學了一些法學常識，希望能有所收穫。
一個意外的轉機，悄然降臨。
2011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洛杉磯的街上閒逛，到星巴克買了杯咖啡，順手買了份報紙，邊喝邊隨意翻著報紙。一則啟事，突然躍入眼帘，讓我的咖啡灑了一地。
說不出是驚嚇還是驚喜，只記著當時我的心跳得很快，咖啡不小心濺到了路人身上，我卻向前狂奔，聽到身後有人罵我「瘋子」。
我不管不顧，找了一輛計程車回到住處，跑到床上蒙著被子大哭，這是我在史蒂文辦公室哭過之後的第二次大哭。
那是一位女生委託律師徵集性侵受害者線索的啟事，性侵主角就是那個禽獸教授理察。
這次的受害者是當地白人，她的父母找了律師全程陪同，但取證過程非常艱難曲折，因此，她在全美很多城市都登了報徵集線索，希望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指證這位「禽獸」教授。
哭過之後，我的腦海里不由得再次重現了當時受害的經過。衝動之下，我詳細地寫下了整個經過，發到了啟事裡留的電子郵件地址。或許，我的潛意識裡，還是期盼著作惡之人能夠被嚴懲。
郵件很快就被回復了，然後有律師過來找我取證。學了一點法律知識的我，已然明白，出庭作證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
考慮再三，我拒絕了律師的請求。
律師回郵件說，已經有好幾個女生同意出庭作證，如果我選擇不出庭，她們也尊重我的選擇。我承認，我不夠勇敢，已經從死亡邊緣掙脫了，我不想再「死」一次。
離開了那所學校後，我扔掉了跟那所學校有關的一切東西，甚至不想去碰與那個城市有關的東西，就是不想再被喚起那些血淋淋的記憶。
美國不小，當我隱在角落時是孤獨的，但是安全的。如果我走到公眾視線里，恐怕會有數把無形的殺人刀襲來。
期間，律師一直在通過郵件告知我事件的進程，又有不少女生加入到原告團。顯然，律師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鼓勵我也加入其中。
此案經過多次審理，差不多一年後，又迎來了一次開庭。律師透露，這一次，有可能是最終審判。
在開庭的前幾日，我終於鼓起勇氣，給律師寫了一封郵件，只有簡單的幾個字：我同意作證，並買了一張飛往芝加哥的機票。
天知道，這些天我過得有多難熬。然而，當做好決定後，我反而睡了一個安穩覺。
如同一個一心朝聖的人，拜聖人不能由別人代替，我得親自去，以證實那不是一個夢。
當那個禽獸被帶上法庭，我的耳目好像失聰，看不見聽不見，腦子裡一遍遍回放著當初那個夜晚發生的事。當律師叫我發言時，我記不清自己具體說了些什麼。
但當法官宣布他有罪時，那莊嚴的一幕，我聽到了，也看到了。
自從「禽獸」教授被起訴那日起，至今已經兩年了，他才最終被定罪，且將要在監獄裡度過6年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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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我看到他低下了頭，旁聽席里有幾個女生在低聲啜泣。我和旁邊的女生相互擁抱了一下，帶著眼淚相視一笑。
正義雖然姍姍來遲，但終未缺席!
那天，天很藍，太陽很暖，我回到了曾經的校園。有些東西需要扔掉，有些東西需要撿起，我還是我，但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
在校園裡，我沒有碰到一個熟人，但我不介意將我的笑容分享給那些年輕的校友。
晚上，我給父母和爺爺分別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我過得很好。這麼鄭重其事地告訴他們一句簡單至極的話，讓他們覺得莫名其妙。
但他們並沒有多問，我知道，他們一如既往地認為，我很自立，我能安頓好自己。
是的，我終於安頓好了自己，鄭重地告訴他們不過是一種自我認證的儀式。
6
當傷害我的人得到審判後，我終於可以正視我的未來，我的職業規劃。
那年，拿到心理學碩士後，我果斷地結束了心理學課程。沒有繼續的原因是：心理學雖是熱門，但西人不會找華人心理醫生，華人又不愛去諮詢心理醫生。而我學心理的初衷，也只是為了治癒自己。
2012年底，我在南加州大學攻讀了應用更為廣泛的統計學博士。2015年，26歲的我，終於拿到了原本早該拿下的博士學位。
當然壓力也還是有的，比如經常被導師發配到她家看孩子打掃衛生，聽說同院的導師讓女學生去跟基金投放負責人睡覺，不過這些壓力比起那件事，都是小事。
正是應了尼采那句話：任何不能殺死你的，都會使你更強大。
在那個「禽獸」教授入獄後，我也終於打開了那個桎梏，重新考慮感情生活。
我決定不再「為難自己」，一改往日「舍宅」的樣子，不再拒絕同學朋友聚會，其實在那事之前我都是個性格開朗比較受同學歡迎的女孩子。
2016年，在一次朋友聚會中，我認識了現在的老公，那時的他還是一個實習醫生。聚會時，他的幽默健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沒想到，那次聚會後，他開始單獨約我。要不要告訴他呢?我開始有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我決定率先坦誠這件事。
記得那是一個夜晚，在校園外的一段幽靜的小路上，路兩邊的太陽能裝飾園藝燈星星點點伸向遠方，匯入天際星空，月亮接近正圓。幾盞路燈散發著柔和光，光暈里一些小飛蟲在跳飛天舞。
我貪婪地多看了幾眼，我不確定如果告訴了他那件事後，我還能不能看到這麼美的風景。
本來我們是並肩而行，我講，他沒有插話，我也沒意識到我越走越快，已經拉下了他半步。忽然，我聽到身後「嘭」的一聲，我的心一沉，原來我的事還是驚到他了麼!
我慢慢回身，他已經從地上爬了起來。
他說：「你看你摔了一跤，我也摔了一跤，我們都會爬起來，多平常的事啊!」他張開手臂把我拉進懷裡，伏在他的肩膀上我抬起頭，淚眼朦朧中，燈光星光閃耀成一片，比剛才更美了!
他的這一舉動，令我徹底卸下心魔。
一年後，他向我求婚，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結婚後我們換了個城市，他在一家很有名氣的醫院就職，我也找到了一份跟醫藥有關的調查統計工作。
他經常用他的「實戰」經驗，點拔開我電腦數據里的迷霧，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我們都配合得天衣無縫。他的工作很忙很累，但他還是那麼幽默輕鬆。
和他在一起，我很幸福。
7
我也深知，這次我能收穫幸福，是因為自己的心先走了出來。心走出來，但再也無懼看到任何跟性侵有關的新聞事件。
201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心理學女教授福特，指控最高法院法官卡瓦納36年前對她進行了性侵。由於沒法取證，她被指誣陷。
我堅信她說的是真的，即便她是心理學教授，如果施暴者沒有得到與之匹配的懲罰，三十年五十年都不會痊癒。
我非常支持ME TOO運動，只要一個經歷過的人不需要證據，就能體會到那種真實性。再好的心理醫生，都比不過壞人被法律制裁給予的那種心靈創傷的癒合。
偶爾有人問我，沒有當科學家後不後悔，後悔是沒有的，但遺憾難免會有。做研究工作，周圍的人都很聰明，能很快地相互解讀對方的意思，跟聰明人共事不累。
但那又能怎樣呢，誰都緩解不了誰的壓力，誰都走不進誰的心裡。
但還有另外一個說服我不後悔的原因是：搞研究的地方都比較偏，離中國餐館比較遠，而我好吃。
不怕你們笑話，我小時候的理想是賣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