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根據這條線索,順著蛛絲馬跡,一個人破解二哥失蹤之謎。最終捋出了大致經過:二伯和幾個朋友,包括這個張三,打算投奔延安,不過最後一刻,二伯一群人被張三出賣。
胡宗南把人抓起來,不好處置,給蔣介石請示,蔣介石半信半疑,置而不論。直到1949年,國民黨軍隊政府一片大亂,也顧不上了,二伯和其他人最終被槍決。
父親探查出真相的過程可能非常艱辛,裡面有很多故事。「可惜我聽不到了。」張藝謀說。
在台灣的大伯一家和奶奶斷了聯繫,大伯覺得,母親和弟弟可能已經不在人世。直到1981年,大伯得知他們還在,激動得難以自抑。
大伯很小心,怕給母親添麻煩,從台灣託人到美國,轉了一大圈,給母親寄來了一張家庭合影。在斷了音信幾十年之後,張藝謀的奶奶在91歲高齡,收到了大兒子的一張六寸全家福。
「我現在還記得,奶奶家的小桌,上面鋪著塑料布,奶奶就在桌前,燈光底下,戴著老花鏡,一遍遍看照片,一邊看一邊掉眼淚。」張藝謀說,「照片的四周都被摸黃了,摸黑了,捲起來了,奶奶還看,還掉淚。」
照片背面在每個人的位置上,標註:「長子某某,長媳某某……」母親提醒張藝謀,在他小的時候,奶奶就經常搬個小板凳坐在巷口,向遠處張望。他們都知道,奶奶在等人。三個兒子,一個去了台灣,一個失蹤,生死不明,老人的殘年,只指望著能見兩個兒子一面——二哥已經被槍決的事,張藝謀的父親一直沒敢跟老人提起。
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和弟弟在隔絕了40年之後重新見面,可惜他的母親已經等不了,於幾年前去世。大伯帶著一家給母親上墳,快80的老人,跪在墳前,哭倒在塵埃里。「家裡人讓我看上墳時的錄像,誰看誰掉淚。」張藝謀說。
張藝謀去台灣看望大伯,父親特地到榮寶齋買了幾隻毛筆,他記得大哥愛寫字。又把張藝謀叫到一邊,神秘地拿出一個紙包。裡面是一張印在石頭上的黑白底片,是張藝謀大伯的戎裝照。
母親大驚,十年運動中家裡經歷過多次抄家,這麼危險的東西父親到底藏在什麼地方,連母親也不知道。不要說像他們這樣歷史背景複雜的家庭,就算普通家庭中搜出這麼個東西,也可能會帶來很大麻煩。
張藝謀到了台灣大伯家,台北小巷裡很普通的一家人。張藝謀拿出父親給的紙包,里三層外三層拆開,露出裡面的石頭底片。大伯一看生氣了:「他留著這個幹什麼?!這有用嗎?!不就是一張照片嗎……」他責怪弟弟。
軍人表達感情的方式是不同的。藏著一方哥哥的照片,瞞著世界上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母親、妻子、孩子。冒天大的風險,張藝謀的父親也許並沒有什麼奢望,就為有了它,他就不是一個人撐著,至少還有個兄長。
哥哥當然知道,但他更後怕。
張藝謀問起大伯1948年是怎麼到的台灣,大伯講的故事更為傳奇。
國民黨撤離大陸前夕,大伯接受了一項命令,留在大陸打游擊,他需要找白崇禧要50挺機槍。當時一片大亂,白崇禧也不大聽蔣介石的命令。
大伯老實,在白崇禧那裡待下來,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正在此時,遇見了黃埔同學,同學告訴他,先別忙這些,學著別人把家眷送到台灣去。大伯這才找關係帶著家眷到了台灣。
安置完家眷,他覺得自己的任務沒有完成,又返回大陸。人到了上海,白崇禧找不到了,他也感受到了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土崩瓦解,正發愁怎麼辦,遇見了他的另一位黃埔的同學,是炮艦的艦長。同學說,別想著完成什麼任務了,搭我的炮艦回台灣去。
炮艦到了基隆港,幾天靠不了岸。當時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陳誠,負責對撤台的所有軍人集中管訓。岸上布滿了憲兵,大喇叭里滾動播著:「來台的軍人們,請將隨身攜帶的槍枝武器交給上船的憲兵,然後依次下船接受安排。」上岸官兵必須先繳械,按照規劃重新編隊,港口擁堵非常嚴重。
艦長見老同學著急,想了個辦法。那時候只有廚師和採購可以上岸採辦,艦長建議大伯換身衣裳,冒充採購。臨走,艦長不放心,自己也換了身衣裳,護送老同學上岸,「送佛送到西」,上了岸他才能放心。
上岸不久,身後一聲巨響,火光沖天,接著發生了連環爆炸,正是同學那艘艦的彈藥庫發生事故引發的。一個艦的人全完了。兩個人痴痴呆呆看了半天,恍惚不知身之所至。
大伯說,後來艦長撲通一聲給他跪下:「老同學,你救了我。」
張藝謀說:「後來我看齊邦媛的《巨流河》,有很多感觸。故事不一樣,感受是相似的。戰爭、歷史、天各一方、生離死別,對每個家庭帶來的長久的痛苦,長久的壓抑和悲傷,都是共同的。」
今天再說起這些,聽起來就像傳奇故事,對於親歷者來說,比如張藝謀的奶奶,一輩子唯恐自己的身份會影響孩子的父親,惴惴不安的姑姑。「我都已經算隔了一層了。」張藝謀說。
也許張藝謀有一天會拍出類似題材的電影,如同他用《我的父親母親》來表達對父親的愧疚和思念一樣,他的這些感受可能會因為一個劇本的觸發奔瀉而出,形成另一段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