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雙面膠》，作者：羅詩如，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圖片源自網絡】

1

那是2010年10月21日，上午9點，門衛把一對陌生的中年男女帶進我的辦公室。男人40多歲，個子不高，大概只有1米6左右，他說自己叫徐有慶，又指著一旁的女人說：「她是我老婆，叫陳水英。」

陳水英的臉色不太對，泛著黑黃，身體有些浮腫。她咧嘴沖我一笑，牙齒很白。

「你們有什麼事嗎？」我問。

徐有慶連忙給我遞煙，說他們找縣電視台是想求助。這時，陳水英從口袋裡抽出一條手帕開始擦眼淚：「我得了尿毒症，我老公要把一隻腎捐給我，醫院說只要湊夠手術費用就可以馬上動手術。我們沒錢，真的沒錢。」

那幾年，我們電視台開設了一檔民生新聞欄目，內容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停電、缺水、被騙、糾紛、投訴、求助……雖然瑣碎，但收視率挺高，主動找上門求報道的人也不少。

陳水英告訴我，從2010年5月開始，她感覺自己特別容易累，「踩三輪車也沒有以前有勁了」。有一天，她突然大口吐血，但沒有聲張，瞞著家裡人去藥店配了一些中草藥。沒想到喝了一個多月，病情不但沒有好轉，臉色還開始泛黃，腿也腫得厲害。

徐有慶也說，他看到老婆這個樣子，心裡有了不祥的預感，就把上大學的女兒喊了回來。女兒是學醫的，立即帶陳水英去醫院檢查，結果顯示，陳水英的兩個腎都已經萎縮，是尿毒症晚期，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短短几個月的血液透析治療，花了2萬多元，他們實在負擔不起。醫生也說，最好的治療手段還是換腎，如果親屬中有身體條件符合醫學要求、又願意為親人捐腎的，患者就可以儘快做手術了。

徐有慶願意摘一隻腎給老婆，9月1日，經過檢查，他們竟然撞上了幾萬分之一的機率，腎源配型成功了。可陳水英卻對醫生說：「我很怕，我不知道老公一旦把腎給了我，他會變得怎樣。我們都是農村的，只有幹活才能掙錢，如果他也垮了，這個家可怎麼辦？」

陳水英的憂慮不虛。他們的兒子很小就得了一種「怪病」，為了給兒子治病，他們花了十幾萬，欠下一屁股的債。徐有慶安慰了妻子一番，還跟她暢想未來，可十幾萬元的換腎手術費是實實在在的，他們實在沒辦法，就想到了縣裡的電視台。

家有患病的孩子，丈夫願意拿出自己的一隻腎臟救尿毒症妻子，而且還配型成功了，這樣的新聞題材本身就很有看點。我和程記者立即對這對夫妻展開了採訪。

期間，有一幕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陳水英看著攝像機鏡頭，並不扭捏，她的言語中透出了一種渴望：「好心人幫幫忙，救我一條命吧！」

當天晚上新聞播出，我們收到了好幾筆社會捐款，但跟換腎的巨額手術費相比，杯水車薪。徐有慶捐腎救妻的舉動也感動了我，我捐了1000元，決定再幫他們想想辦法。

我和程記者商量之後，聯繫了縣裡的一位企業家符總。他經營著一家紡織廠，經常參與公益活動。聽說這件事，符總當即表示他個人要捐款，還會發動自己的員工。

11月2日傍晚，我準備把募集到的5萬多元給徐有慶和陳水英送過去。聯繫後得知，他們租住在梅園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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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處地方是縣城裡的一個老小區，房齡可能有20多年了，裡面的40多幢樓，清一色只有5層高。去了之後我才發現，每棟樓底層的儲藏室，許多都已經被主人改成了出租房，低廉的租金吸引了一大批人入住，有的是從外地來的，有的是從鄉下來縣城討生活的。

徐有慶正在一間儲藏室門外的水池裡洗衣服，他看到我，趕忙把我引進了屋。他家住的這間儲藏室8平米左右，一橫一豎擺著兩張床，牆壁上只有一條小小的氣窗，裡面陰暗潮濕，有股說不清的味道。

夜色漸濃，徐有慶開了燈，冷風從門口吹進來，懸掛的電燈晃動著，人和動物的影子也跟著晃動起來。陳水英剛做完血透，躺在床上休息，她的兒子徐明在一旁看動畫片。

徐明4歲時出現異常，經常用拳頭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腦袋和牆壁。隨後，智力似乎也停止了發育，9歲了，也只能吐出幾個簡單的音節。

「真不好意思，才湊了這點錢。」我把大家的捐款遞了過去。

陳水英從床上坐起來，接過現金，摟在懷裡，大概又覺得要先表示感謝才是，她把錢放在床上，然後雙手合十說：「已經十分感謝你們了，好人有好報。」

和我說話的時候，陳水英的目光一直沒離開過那些錢。

2

之後，徐有慶給我打電話，說手術時間定在了2011年1月13日，杭州某醫院要求他們提前去住院，做術前的準備。

他們離家的前一天，我買了些水果去送行。南方的冬天十分陰冷，天空欲雪欲雨，我到儲藏室的時候，他們的行李已經裝在幾隻蛇皮袋裡，堆放在牆角了。陳水英穿著厚厚的藏青色棉衣，外面又裹了一件黑風衣，頭髮油油的，好像很久都沒洗過一樣。她的神情中有期盼，但更多的是不安。徐有慶站在門外，一根接一根地抽菸，醫生要求他禁菸禁酒，但他總禁不了。

那天，他們的房東劉清芳也來了，她住在這間儲藏室的頭頂。5年前，徐有慶一家搬到縣城謀生，想租劉清芳家的儲藏室落腳。了解這家人的情況後，每月150元的租金劉清芳不要了，還經常跟鄰居們說：「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可憐的一家人，他們的租金，我怎麼收得下？」

那天，陳水英握住劉清芳的手，請求道：「清芳姐，徐明拜託你照顧了。」他們去杭州做手術，生死未卜，一旁的徐明什麼也不懂，依然沉浸在動畫片的世界裡。

劉清芳沒有絲毫的猶豫，一口答應了，臨走前還拿出了自己1萬元的私房錢：「這錢你們拿著用。你們放心去吧，徐明我會照顧好的。」

1月12日，捐腎手術的前一天，我和程記者驅車260多公里趕到杭州，打算在醫院做一條現場新聞。次日早上，在手術室門口，我第一次見到了徐有慶的女兒。她叫徐曉霞，個子瘦瘦小小的，焦慮又無助。

那個早上，我用攝像機記錄下了這樣一組鏡頭：

徐有慶給陳水英圍上了一條紅色圍巾，紅色代表吉祥，他說：「老婆，我們一定能活下去。」陳水英有些害羞，她眼裡含著淚：「老公，謝謝你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這場手術是由經驗豐富的主任親自操刀，非常成功。經過精心治療和護理，陳水英和徐有慶也都順利地度過了手術後的危險期。

兩周後，醫院為徐有慶夫婦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儀式，浙江大學、省教育廳、省衛生廳的領導們也到場表示祝賀。雖然這家醫院接診過很多類似的病例，但丈夫捐腎給妻子實屬罕見，考慮到他們的經濟狀況，醫院又減免了他們的手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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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結束後第二天，徐有慶就要求出院。手術費免了，但住院費還得交，他心疼錢又放心不下家裡的兒子，因為陳水英還要留院觀察，他就獨自先回去了。

4個多小時的車程顛得虛弱的徐有慶非常難受，劉清芳得知他回來了，特地送來幾條清蒸鯽魚給他補充營養。徐有慶很感謝，劉清芳就揮揮手說：「謝什麼謝，我把你和水英當作自己的弟弟妹妹來對待的。」

除夕的頭兩天，陳水英也回了家。年夜飯是女兒張羅的，主菜是紅燒鴨子，炒了紅糖年糕，還下了灌湯水餃。一家四口圍坐在狹小的儲藏室里，高高興興地吃了頓年夜飯。

兔年的鐘聲敲響，整個小縣城都沉浸在喧譁的鞭炮和絢爛的禮花聲中，但這一切熱鬧都不屬於徐有慶一家人。

他們早早就睡下了。他們累了。

春節過後，徐曉霞去杭州上大學，徐明被評定為二級智力殘疾，上了培智學校。徐有慶和陳水英留在家中休養，劉清芳和她的家人照顧他們。每隔一段時間，陳水英要去杭州的醫院複查。

梅園小區里住戶多，物業就在公共綠地上裝了單槓、雙槓等健身器材，還擺了些石桌石椅，供大家休閒。每天上午和傍晚，一些人吃了飯，就三三兩兩聚在這裡，聊天說笑。

這些人大都沒什麼正經事，有的是小區居民，有的是儲藏室的租客，以家庭婦女居多，還有幾個上了年紀的老頭。他們聊家長里短，有時能因為一點小事爭吵起來，嘴巴里甩出的話很難聽。

陳水英在家休養，有時會去公共綠地呼吸新鮮空氣。好幾次，一群人撮在一起正說著話，陳水英一走近，他們又不說了。陳水英訕訕地$APPEND說。

終於有一天，陳水英去散步的時候，幾個人圍住了她……

一次，她回來後欲言又止，晚上把門關上，她對徐有慶說：「要不我們搬到別的地方住？」

「搬到哪裡？這裡住著不是挺好的嗎？」徐有慶說。

陳水英的嗓門大了起來：「怪不得最近老有人提醒我，說你跟劉清芳有男女關係。」

徐有慶忽地從椅子上站起來：「這種亂嚼舌根的話你也相信？人家還借1萬元錢救你命呢。」

陳水英說無風不起浪：「我在杭州住院的時候，她侍候你吃侍候你穿，沒有這種關係，誰會這麼做？」

而且，陳水英說得有鼻子有眼的，說有一天晚上，有人看到徐有慶跟劉清芳一起出去，走到燈光陰暗的地方，兩人還拉手，「不害臊！」

然而這一切劉清芳並不知情，依舊來找徐有慶夫婦聊天。見到劉清芳進門，陳水英就站起身，說要到藥店裡配點藥，把他倆撇在狹窄的空間裡。離開儲藏室時，她還故意將鐵門甩得很響。

次數多了，劉清芳也察覺到了異樣，問徐有慶這是怎麼了。徐有慶沒好氣地說：「她的腎病治好了，可能又得了神經病。」

3

直到一年後，我才知道徐有慶夫婦分居的事情。

徐有慶的老家是一個名叫「浮河」的小村莊，距離縣城18公里。

1992年，經人介紹，徐有慶和比自己大2歲的陳水英相識。朋友笑他幹嘛要找個比自己大的女人，徐有慶說：「我們農村裡不是有這樣一句俗話嗎——『娶得起，娶大姐』。」

陳水英是家中的長女，下面有兩個弟弟，小學只讀了4年，父母就不讓她繼續讀了。她會幹各種農活兒，是家裡的「頂樑柱」。

一般，農村的女子到了20來歲，孩子都滿地爬了，可能是由於家裡窮，再加上長得顯老，面相還有點凶，陳水英的親事到了27歲才定下來。

徐有慶不在意陳水英的外貌，他看中了她手腳勤快又能吃苦，是個過日子的人。婚後第二年，女兒出生；2001年，兒子出生，這個小家庭湊足了一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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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倆打算把家裡的老房子推倒造樓房，然後好好培養兩個孩子。為此，他們努力攢錢。徐有慶農忙時下地幹活，農閒時進城打工，什麼髒活累活都肯干；陳水英在家照顧孩子，閒時做來料加工，每天賺20多元。

可是，這種有奔頭的日子沒有一直持續下去。

2005年，徐明發病，他們欠債十幾萬，全家乾脆搬到縣城裡謀生。那時候，縣城的公交車還不是很便捷，私家車也不多，踩三輪車是個不錯的營生。白天，徐有慶出去拉活兒，陳水英在家照顧孩子。晚上，夫妻倆換班。

縣裡有一條路，全是上坡，遇到客人要去，一些男車夫都發怵，騎到半路得下車推一段，但陳水英可以一口氣騎到目的地。她性子強勢，嗓門也大，做生意，一般的男人搶不過她。經常到凌晨2點多，陳水英才會回家休息。

靠著勤勞，夫妻用微薄的收入養活了一家四口，還不時能帶徐明去大城市看病。一晃5年過去，女兒上了大學，不料陳水英又得了尿毒症，這才有了我與他們認識的後續。

2011年7月，徐有慶得知老母親生病了，就準備帶兒子回鄉下看望。臨走之前，他問陳水英要不要一起去？陳水英搖搖頭：「以後再去。」

等徐有慶返回，發現儲藏室的門怎麼也打不開。仔細一看，鎖被換掉了。他不知道這是怎麼了，就帶著兒子到處找陳水英，結果找了一圈，發現自家的屋裡又有了燈光。

徐有慶敲門，陳水英不肯開，最後說：「你已經有了別的女人，你找她去過日子好了。」

徐有慶一頭霧水，罵她發神經，陳水英就在裡面聲嘶力竭地叫喊：「你自己心裡清楚，你不是早就跟樓上的女人勾搭上了？你給我一個腎救了我的命，我感激你，可你跟別的女人有關係，我接受不了，我們過不下去了。」

一直鬧到警察都來了，門才打開。談到夜裡11點，工作還沒做通，警察說：「你們的事情，我在電視報紙上看到過，走到現在不容易，何必呢？」

結婚多年，一起經歷了那麼多事，陳水英的不信任令徐有慶既傷心又生氣，他希望老婆向自己賠禮道歉，但兩人都是倔脾氣，誰也不讓誰。徐有慶吞不下這口氣，當天晚上帶著兒子去住旅館。

過了兩天，陳水英悄無聲息地搬出了梅園小區。那天晚上，徐有慶接到女兒的電話，她一直哭，最後責問道：「爸爸，你為什麼要跟那女人？她有什麼好？媽媽都這麼苦了，你還要這樣去傷害她？」

徐有慶說：「如果當時沒有劉阿姨，我和你媽還有你弟弟可能就沒有今天，人要講良心。」

電話里，徐曉霞的嗓門很大，她要求徐有慶立刻搬出去跟媽媽一起住，「不然，以後你別怪我不叫你爸爸」。

徐有慶的腦子「嗡」的一聲，當即把電話掛斷了，然後帶著兒子回到儲藏室，發現裡面已經空蕩蕩的了。

徐有慶後來在給我講述這些事時，對我的震動很大——這對換腎夫妻從生死相依，走到彼此怨恨，誰也說不清到底是為什麼。我只能不停地自言自語：「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這樣？」

4

離家後，陳水英的身體好些了，就在市場邊擺了個流動小攤，賣鞋墊、襪子和水果，生意一直都不太好。

小縣城，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有時陳水英遠遠看到劉清芳，就破口大罵，說她搶走了自己老公，引來許多人圍觀。劉清芳很委屈，但也不想糾纏出洋相，一直儘量避免與陳水英有交集。

每次看到我，陳水英會喋喋不休地訴說：「沒有那種關係，她會待他那麼好？」我不堪其擾，曾專門把徐有慶和劉清芳叫出來詢問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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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清芳說話很直接：「我真要找男人，也不會找少掉一個腎的男人。我圖他什麼？他能給我什麼？」

劉清芳56歲了，丈夫是縣裡的公務員，兩個兒子都已經結婚生子，家庭條件不錯。而且，她幫助徐有慶一家，全家人不僅沒有異議，還會幫忙，「要是我真跟他有什麼關係，家裡早就鬧翻了」。

劉清芳說自己是真看徐有慶可憐，還佩服他把腎捐給老婆，「這樣的男人有情有義，陳水英離開他，說明他做人不地道、忘恩負義！」

送走劉清芳，徐有慶才偷偷跟我說，捐了一隻腎之後，他的身體差了很多，很容易疲倦，也幹不了重活，「再說都這麼大歲數，對男女之事沒有興趣了」。

就這樣，3年過去，徐有慶和陳水英誰都沒有低頭。到了2014年3月，徐有慶給陳水英打過一次電話，提出離婚，他覺得這樣拖著沒意思。陳水英不肯，說就是要拖著，就是不讓他光明正大地找女人。

徐有慶嘆口氣，然後把陳水英的電話號碼刪了。

徐曉霞堅定地站在母親那邊，大學畢業後，她進了一家鄉鎮衛生院工作，也割斷了和父親的聯繫。2015年1月，徐曉霞結婚，都沒有通知父親。有一次，陳水英的弟弟打電話約徐有慶去一個朋友家吃飯，他們正吃著，徐曉霞走了進來。徐有慶非常吃驚，叫了一聲「曉霞」，徐曉霞沒有吱聲，直接進了房間，場面相當尷尬。

原來，這個「朋友家」就是徐曉霞的婆家，陳水英的弟弟有意安排這場聚會，是想讓兩個親家見個面，同時調和一下他們父女之間的關係。可是直到徐有慶離開，徐曉霞也沒有踏出房門一步。

走出親家家的大門，徐有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手機把女兒的電話號碼刪了。他們原本是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最後以這樣的方式，把對方從自己的生活中刪除。

5

「東門外」是一個城中村，裡面的房子大多建於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低矮、狹窄又破舊。陳水英住在這裡，300元一個月的出租房既是她的住所，也是早餐作坊。

2017年，陳水英做起了早餐生意，賣糯米飯。每天早上7點，她的早餐車會出現在縣城文峰東路的白馬橋頭。攤子擺在電視台對面，每次我路過，陳水英都會熱情地打招呼。如果遇到有人來買早餐，她就一邊捏糯米糰，一邊向別人介紹：「他是電視台的記者，是我的半個救命恩人呢。」

我喜歡吃糯米飯，但自從陳水英在我們單位門口擺攤，我就「不喜歡」吃了。只要我經過，陳水英總要捏一大團糯米，加足了菜料再塞到我手上。我只能連連擺手，說自己胃不好，吃不得糯米飯。她賺錢不容易，幾塊錢，也是錢。

幾年前，村裡取消了陳水英的低保資格，理由是：「你女兒已經有了工作，可以贍養你了。」

之後，陳水英又查出了高血壓和高血糖，加上換腎後終身使用的免疫抑制劑，每個月除了可以報銷的部分，她要掏3000元左右的藥費。早餐攤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除去各項開支，還有2000多元的缺口，都是徐曉霞補上的。

在這個小縣城，賣糯米飯的早餐攤點大概有20來個，攤主們各有地盤，還有家人搭把手、幫個忙，只有陳水英的攤點，總是她一個人操持著。

陳水英的身體狀況不允許她長久地站立，沒人光顧時，她就坐在小板凳上，眼巴巴地望著街道上來來往往的人流，有些寂寞，有些孤單。

徐有慶住的儲藏室與陳水英的出租房，大概相距800多米，走起來不要10分鐘。但自從分開以後，他們再沒有相向而行。

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徐有慶謀到了一份差事——在縣自來水公司做安裝工，負責一個片區的水錶安裝、維修和查漏。每個月交了各種保險金，能到手2000元左右。

每天，徐有慶去自來水公司上班，從文峰東路經過，既方便又快捷。但自從陳水英把早餐攤設在這裡，他寧願多繞1里多路，也不從這兒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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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慶不想看到陳水英。

不忙的時候，我會去陳水英的攤位前跟她聊會兒，問問她的身體情況，問問她跟徐有慶打算以後怎麼辦？

已經55歲的陳水英說：「我死活他不會管，他死活我也不會關心了。他現在跟別的女人，鮮活著呢。」

「說真的，我不相信他們之間有那種關係。」我說。

「整個梅園小區的人都說，他們肯定有這種關係。」陳水英一口咬定。

有段時間，早餐攤邊上總有個女人，是陳水英的老相識。聽我提起「徐有慶」，她像是親眼看到了，不僅咬定他在外有姦情，還鼓動陳水英上門去打人。

後來我了解到，這個女人過得不好，她租住東門外的老房子裡，二婚，無正當職業。

徐有慶一家四口在劉清芳家的儲藏室里，曾一起度過了5年多的時光。那時候，女兒還沒有上大學，夜裡就跟母親擠一張床，徐有慶就陪著兒子睡。數年之後，一家人再也湊不到一起，兩張床依然保持著剛住進來時的模樣，一橫一豎地放著。

徐明上的培智學校離縣城6公里遠，可以寄宿，但徐有慶擔心兒子在學校受委屈，無論颳風下雨，每天早晚都堅持騎電瓶車接送。徐明的智力沒有特別明顯的提高，個子卻不斷往上竄，現在他不自殘了，也比過去安靜多了。動畫片，是這個19歲青年的全部。

平常，父子倆不開火，都是劉清芳做好以後拿到儲藏室里給他們吃。每個月，徐有慶付1500元的搭夥費。當初去杭州給陳水英做換腎手術，劉清芳給了他們1萬元，現在，徐有慶每個月還300元。

余錢不多，徐有慶就打點小牌，一個晚上輸贏在幾十元之間。他這個人，臉上藏不住事，如果抓到一手好牌，就興高采烈，如果抓到臭牌，就愁眉苦臉的，牌友們都知道怎麼應對他。

牌局散了，回到儲藏室，徐有慶安排兒子洗漱、睡覺，自己就坐在門口，點一根煙慢慢地抽。梅園小區里的樓房很密集，一些窗口還亮著燈光，隱約傳出一些聲音。

而徐有慶身後的「家」，冷清得一如深秋的河水。

回憶過往，徐有慶和陳水英都不否認，他們在這個狹小的家裡共同迎接苦難、面對生死。然而，當一切開始慢慢變好的時候，陳水英出走了，再也沒有踏進來半步。

6

2019年，徐曉霞的二胎出生。只要一有空，她就帶兩個孩子去母親那裡，這是陳水英最愜意的時刻。然而，徐有慶享受不到這樣的親情，兩個外孫，他沒見過一面，看過的人都說，孩子的下巴跟他長得像。徐有慶跟我說，他回到家對著鏡子照了很長時間。

陳水英也非常挂念兒子，有時會去學校給徐明送點吃的。她買過幾次衣服，但徐明穿上總顯小，陳水英有些自責。徐曉霞也去學校看過弟弟，他們很久都沒在一起了。

徐明看媽媽和姐姐的眼神，很空洞、很陌生。

看著這家人變成這個樣子，我挺難受，曾試著問他們有沒有和好的可能。徐有慶說不可能，「夫妻間最重要的是信任，她不信任我，一切就無從說起」。

我問他後不後悔當初把一隻腎捐給陳水英，徐有慶表現得很坦然：「捐都捐了，又要不回來，後悔也沒用。再說了，她畢竟是我孩子的媽媽。」

面對同樣的問題，陳水英也說不可能。

「他畢竟給了你一個腎。」

陳水英沉默了一下，說：「就當是他上半輩子欠我的。」

陳水英走後，劉清芳雖然背負著小區里的輿論壓力，但對這對父子的幫助也沒有停止過。漸漸地，她的丈夫、兒子、媳婦都頗有微詞，私下勸她：「我們相信你跟徐有慶沒有什麼不三不四的事情，但別人老是說閒話，我們面子上也有些掛不住。」

劉清芳委屈得直哭：「你說我圖他什麼？我出於同情幫幫他們，鬧出了這麼大的誤會。」

前年，劉清芳得了一場大病，因為化療，身體大不如前。一直以來，父子倆的衣服是她幫著洗的，她生病之後自顧不暇，就建議徐有慶不要再大包大攬，得教徐明洗衣服：「你要教會他生活自理，你不能跟他一輩子。」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訓練，現在，徐明基本能將衣服洗乾淨了。而且他還給了徐有慶一個驚喜——一次，徐有慶應酬時喝了點酒，回到家非常難受，正要嘔吐時，徐明主動在他的床前放了一個垃圾桶，還倒了一杯水。當時，徐有慶差點都要流淚了。再過一年，徐明就要從培智學校畢業了，徐有慶不知道兒子走上社會能做什麼。以後的事情，誰也不知道會怎樣，頭髮花白的他也不敢想。

尾聲

今年6月底，徐有慶打電話給我，說他打算從劉清芳家的儲藏室里搬出去。他正在到處物色出租房，希望我能幫忙留意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處安靜又便宜的地方。

後來，他自己在自來水公司附近找到了一處平房，等房東將房子騰空，10月份就可以搬進去。而且自來水公司辦了食堂，他們父子吃飯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問起搬家的原因，徐有慶說：「人多嘴雜，人的唾沫真的能淹死人。我倒無所謂，人家劉清芳一個女的，會有傷害，人家待我好，我不能負人家。」

當我告訴徐曉霞，她爸爸要從劉清芳的儲藏室里搬出來住的時候，她眼睛裡閃過了一絲光亮，連聲問：「是真的吧！是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