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懂得基本的國際關係歷史和能夠理性思考的日本人均認為台海地區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媒體從業人員認為,日本媒體有責任發表更客觀、理性和有基本歷史知識背景的國際關係類報道。
第三,認為當前日本政府對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應對邏輯是缺乏理性的,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捲入類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激烈衝突中。有研究日美同盟的知名智庫學者認為,日本不但無法從技術上實現占GDP2%的防衛預算支出,而且有較大可能因自身的軍備強化而引發中日軍備競賽,從而陷入國際安全理論所謂的「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一「安全困境」。
中日關係如何守正創新
對中日關係而言,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堅持真正的和平主義顯得任重而道遠。客觀來說,中日之間具有意識形態的差異性,而這可能會減弱雙方的戰略互信,進而產生陷入安全困境、導致自我預言實現的風險。但正是由於有了對上述風險的預期和認知,兩國才更應該建立相關協商進程來遏制衝突和風險。約瑟夫·奈在談到美俄之間危機管控可能性時也沒有過於悲觀,認為「意識形態的差異會使達成詳細協議變得困難,但更大的意識形態差異也沒有阻止在冷戰期間幫助避免事態升級的協議」。
對於具有東方哲學和文明底蘊的中日兩國來說,堅持和平主義的難度理應更低才對。與其花大力氣預測中日最終到底會否陷入衝突乃至戰爭,不如從現在開始腳踏實地地為堅持和平主義而身體力行。
第一,求同存異,加大外交對話。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所言,真正的外交應該是探索擁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如何友好相處。
第二,多元交流,消除不必要誤解。隨著中日社會和思想的多元化,兩國之間的交流也應該適應這一趨勢,做到分眾化和差異化交流,這更有利於消除兩國國民之間一些不必要的誤解。比如中日年輕人之間的相互認知和影響被彼此改變的潛力和空間,就顯得比中老年人群體大得多。日本內閤府去年底公布的「年度外交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66%的受訪者對中國「感到親切」,較去年增長1.4%;其中,與60歲至69歲的13.4%、70歲以上的13.2%相比,「Z世代」中18歲至29歲的受調查者對中國「感到親切」的比例為41.6%,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平均值。這一數據說明,如果能夠做到更為精細化的分眾化和差異化交流,中日相互認知的改善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擴大共同利益,創造合作空間。儘管日本政府近兩年加強了經濟安全戰略和政策,對中日經貿基本盤這一兩國關係的「壓艙石」產生了明顯影響。但客觀而言,中日「脫鉤斷鏈」的可能性並不大,兩國經貿合作機會依然非常多。日本GDP總量占世界第3位,人口居世界第11位,國土面積僅排第60位,國內市場無法完全消化巨大的產出能力,這就註定了不斷尋求擴大市場是日本必須長久面對的課題,註定了日本對海外市場的需求、對國際合作的依賴將是長期的、恆定的。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合作有地緣之便,發展階段、產業層級的不同又為中日合作拓展了結構性空間。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早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學派的鼻祖高坂正堯就曾指出,「日本真正的對手不是中國,是美國。」中日經貿基本盤越穩定,堅持和平主義的難度就會越低。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