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歲那年，我通過中介找工作被騙的身無分文，只能到黑工廠賣命

後來，一個在河源的廠里的老闆看上了我，挖我去河源的廠里做車間主任。一個月給我 3000 塊錢，工資幾乎翻了一倍，外出還有配車，吃飯自己另有一個灶和廚娘。

河源跟東莞大不一樣，人少事也少。這邊是客家文化，有一個廣東最大的新豐江水庫，空氣好，水好，食物也好吃。生活普遍也更安逸閒適一些。我原以為這或許就會是我未來一生的樣子了。我女朋友忽然告訴我，她懷孕了。

我們回了一趟徐州，把婚結了。孩子生下來時，我又回了一趟老家。當小小的嬰孩躺在我手上時，我熱淚盈眶，想起自己漫長的童年裡滿是無人關愛的成長和記憶。

我心想，我必須回來，必須陪在孩子的身邊，看著她長大。

再回去的時候，我辭了職，正式告別了廣東。

四

我去了蘇州。在人才市場走一圈，我懵圈了。

我在廣東學的那一套在這裡完全用不上，像個二傻子一樣徘徊了十多天，愣是沒找到一份工作。

心灰意冷之時，從親戚那裡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學開塔吊機的機會，但學徒時期沒有收入。妻子勸我不要去，家裡沒錢了，孩子的花銷屬實不少。

我斟酌再三，還是去了。是修車廠教會了我技術，只有真正學會技術的人才可以走得更遠。我覺得人可能要捨棄一些眼前可以看見的利益，才可以選擇更好的未來。我放下了自己做過主任的身段，跟所有年輕人一樣，帶上安全帽，走進工地，從頭開始。

做學徒做了三個月之後，我才開始正式上班。第一個月上班，我只得了 500 塊錢。正好趕上汶川大地震，我一個人獨居在蘇州，看見太多妻離子散、陰陽兩隔的新聞。每次下班回來，我碰也不敢碰電視機，躺在床上一宿一宿地無眠。

第二天醒來第一件事，我將自己的 500 塊工資全捐了。心理舒暢一些，但那之後，我的飯錢都變得緊緊縮縮。

就這樣苦熬了大半年小米粥送鹹菜的生活，我終於有機會自己帶徒弟了。有了學徒，有了人，我開始單幹、做承包。那時候，一個月加上外快能掙一萬多，一年也能掙個 20 萬了。

就靠沒日沒夜地干，26 歲那一年，我賺到了第一桶金。這筆錢，我拿來投資了二哥開了個頭、但無以為繼的定製家具店。最開始是一份親情的支持，到最後，投的錢越來越多，我和妻子只好把整個店鋪攬過來自己好好做。

那個節骨眼，我孩子正好會跑了，會惦記爸爸了。2010 年，我決心要回家裡來。這裡地方小，消費低，但是競爭對手也少。隨著經濟越來越好，市裡買房的人越來越多，家具生意也跟著好了起來，算上趕上了好時候。

我們一點點做，一步步積累人脈，店鋪也用全副心思來打理。三年時間後，我們租下了屬於自己的廠房，打造出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雇進了 20 多個員工。2013 年，我們在老家買下了第一套房子。2015 年，我們在市中心又開了另一家店。

我慢慢變成一個商人，市裡有權或有錢的人幾乎全認識了一遍，逢年過節總要豐盛地送禮。

我心裡一直有一種排斥感，尤其在與合作夥伴談論價格時，我總學不會爭取最大利益化地與他人討價還價。掙別人的錢，對我來說始終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我重感情，重義氣，因此常常在生意場上丟失很多錢。但在生意場上，我卻交不到新的朋友。

每逢孤獨，我很懷念在東莞的工友們。每一次出差到廣東，我都會吃一碗腸粉，叉燒飯，炒粉，想起年輕時大家一起玩過的時光。

有一次，阿偉來江蘇看我。我們在飯桌上，寒暄幾句近況後竟變得無話可說。

他還是在各地的廠之間轉，打工，生活沒有太大的變化，平常最關注的是哪家廠的工資高，哪家待遇好。

生活仿佛在阿偉的身上越長越狹窄。我給他遞煙時，他甚至有點恭敬地彎了彎身子。

我一下子被刺痛了。賺到錢後，我也曾經「飄」過，穿花花綠綠顏色衣服，出沒於聲色場合。但就在最忙的那一年，家裡唯一一個努力疼愛過我的奶奶去世了。

生命以死亡這樣荒涼無措的方式告訴我，人生就這麼幾十年，虛榮的金錢和地位都意義不大，最重要的是珍惜身邊人。

今年疫情忽然襲來，公司的資金鍊斷了，只能不斷往裡面填錢，不然廠就運作不起來。到六月時，我已經借了將近四百萬的外貸，最貴的一筆貸款里，10 萬元一個月就要還四千塊錢。

我和妻子，也成了「疫情離婚潮」中的一對感情破裂的夫妻，離了婚。像我這樣半路出家開始創業的人，沒有根底，非常脆弱。一場嚴峻的危機，就足以讓我成為第一波被清掃出局的玩家。市場在未來的幾年內都難以復甦，一切只是時間問題。

我雖然沒有把握可以挺過去，但我已經經歷了足夠多的困難和磨難，我並不擔心未來，我知道我終究會挺過去。

今年，我的女兒也 15 歲了。她還是個孩子，會纏著我給她買 switch 的遊戲機，煩惱著體育課的 800 米考試。但 15 歲那年的我，已經扛著包，擠上綠皮火車出遠門了。

我對世界最初的印象，也成了我對世界一直以來的印象：一根六米長的鋼管，一根三四十斤，一旦扛上肩，世界就變得搖搖晃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