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鑄就的影像美學

2018年夏，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憑藉《小偷家族》摘得第71屆坎城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時隔4年，依舊是夏天，他執導的首部韓國影片《掮客》再度入圍第75屆坎城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主演宋康昊榮獲最佳男演員獎。

從1995年首次執導電影《幻之光》至今，是枝裕和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和高質量的產出，作為日本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享有國際盛譽。他以小人物構建眾生相，以底層視角映射社會生存語境，不僅賦予作品一種獨特的小視角敘事風格，更將溫潤含蓄的東亞美學呈現於觀眾，提供了療愈人心的影像港灣。

關注底層弱勢群體的人文主義電影

一直以來，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創作敏感的是枝裕和重視每一部作品的深刻性和反思性，也重視電影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在日本人文主義電影興起的創作環境下，是枝裕和同許多導演一樣，明確傳遞著對底層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尊重。

眾所周知，由於歷史文化等種種因素，日本社會存在某些特殊的殘酷現象，如老齡群體頻發的「孤獨死」、青年群體的「無緣化」以及「棄子文化」「待機兒童」等。放眼是枝裕和的作品，很多都是來源於日本真實的社會現象，並在不同程度上隱喻或暗示了社會環境對悲劇家庭的影響。其中，《無人知曉》（2004）改編自1988年東京「西巢鴨棄嬰」真實事件，《如父如子》（2013）的創作靈感來自20世紀70年代日本多起嬰兒錯抱事件的報告文學，《小偷家族》的創作動因則源於日本社會的養老金欺詐現象。而新上映的《掮客》，一開始啟發是枝裕和的，是他對日本熊本市某醫院「嬰兒暫存箱」的了解；當得知韓國也有這樣的嬰兒箱，且棄嬰的數量甚至比日本還要多之後，是枝裕和在2015年就萌生了與韓國演員合作此片的想法。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加上老齡化社會及人口衰減問題，日本民眾的孤獨感和不安情緒隨著社會變化而愈發強烈，抵抗力不足的失敗家庭並不少見。重組家庭、無業父母、單親的貧困兒童……這些影片里的內容完全對應現實。就在《小偷家族》上映的2018年，日本的虐童事件高達1380起，因遭虐待而被緊急保護的兒童也達到了4571人。據日本《讀賣新聞》數據顯示，2018年僅在東京都區域發生的「孤獨死」就有至少163例，其中1/3的死者是在去世後8—30天被發現，1/8的死者在去世後31天至1年才被發現。隨著「孤獨死」人數的逐年增長，日本甚至於2021年任命了相應的「孤獨孤立對策擔當大臣」，設立了「孤獨孤立對策擔當室」。由此，《小偷家族》反映的社會現象，如夫婦收養在原生家庭遍體鱗傷的小女孩，以及老母親的養老金處置等情節的設置，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真實的日本社會。這種影像重構賦予了日本觀眾極大的聯想空間、共情空間及情緒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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