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為國爭光到抹黑中國？莫言又被罵上熱搜
挖掘機專業畢業的網友們再次不屈不撓，挖出了莫言2004年受邀和中日代表一起到日本觀光時，寫的遊記《北海道的人》。
表揚日本群眾人美心善。
還不是認賊作父、背棄祖宗？
「建議全面封殺！」
也許是Sir無法與時俱進。
這屆網友對莫言已經有了新的暱稱：
「莫桑」。
02
一個賽博牛皮癬的話題：
「描寫社會陰暗面，迎合西方的審丑心理！」
不光文學。
這也是對中國電影人的常見必答題。
從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獲得柏林金熊獎開始，一直到今天。
他們問得不累嗎？
反正Sir看到這些話早就累了。
與其說是他們想不通這個問題。
不如說是他們不去想。
並且迷戀這種「不去想」的衝動和蠻橫。
回到莫言的文學觀，他是不允許讚美嗎？
這完全是張冠李戴。
莫言說的是，文學不能成為「唱讚歌的工具」，不能唱為了掩飾醜陋的虛假的讚歌。
如果一個作家不講真話，那麼這就勢必要講假話。講假話的作家，不但對社會無益，對老百姓無益，也會大大影響文學的品格。
因為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肯定是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在裡面。它應該是來源於生活的，真實地反映下層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誰想用文學來粉飾現實，用作品來讚美社會，我覺得這個作品是很值得懷疑的。
莫言的童年，生活在一個說真話可能會引禍上身的年代。
從小莫言的嘴，沒少因為說錯（真）話而惹麻煩。
父親怕出事，只好威脅他：「你要是再亂說話，就像捆布鞋一樣，把你的嘴給捆上。」
後來莫言選擇的筆名，就是由此而來。
而一旦進入文學的領地，似乎就是對匱乏後的報復性補償一般，莫言鍾情於那些個性化的，超越集體規制的表達。
因為聽過了太多讚歌。
在另一套話語中，才終於找到了慾望、人性、情感的一片喘息的空間。
這樣的感覺，在剛剛走進八十年代的那群人里，尤為強烈。
賈樟柯的《站台》。
在高聲喇叭里，唱的是千篇一律的慰問演出。
但在獨自無人的時候，偷偷播放一首《是否》，才能淚流滿面地起舞。
那麼，回到莫言的作品。
他真的故意抹黑，幼稚偏激，對中國人沒有絲毫讚美？
Sir就說一部《紅高粱》。
當年描寫窮的鄉村小說比比皆是。
為什麼張藝謀獨獨選中這一部？
原因很簡單，它說的是人窮，生命力不窮。
《紅高粱》描述了三、四十年代中國農村淳樸、粗獷的民間生活，對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自由進行讚頌，呈現出一個自由張揚的民間世界，與以往農村鄉土小說有很大不同。
這是一部既中國，又世界的電影。
高粱地、顛轎、釀酒、民謠……這是西方人見所未見的世界。
電影中最鮮艷的一抹紅。
是掙脫包辦婚姻，渴望自由的繡花鞋。
是在高粱地野合，釋放慾望的紅棉襖。
以及。
「我爺爺」打倒日軍的汽車，飛蛾撲火般的悲壯。
是這麼一首盪氣迴腸，超越了種族、身份、國籍的人性謳歌。
才讓《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贏得滿堂喝彩，拿下第一個金熊獎。
那年，代表中國參賽的作品原本不是它。
為什麼火急火燎，最後還是選擇它？
因為在當局看來，《紅高粱》打碎的是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
《紅高粱》在講述歷史的場景和故事，但它更是藉助歷史的膂力來推動時代摧枯拉朽，驕傲地表達著一種向前看的勇敢的歷史觀。電影的無畏探索和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一脈相承，和中國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中國電影的斑斕色彩開始成為世界電影的新景觀。
所謂新景觀，正是意味著中國電影，終於可以不是「唱讚歌的工具」。
今天，當網友費盡心思挖墳，斷章取義地質疑莫言不讚美、不歌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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