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實給出的回應是無比直接的。每節課平均下來少則 30 元、多則 60 元的課程費,比起已欠債務固然杯水車薪,沒法徹底將舞團拉上岸來,但積少成多的收入,至少讓演員們在瀕臨斷薪的時刻,拿到了大約 2300 元的基本工資。
從2005年接過金星、曹誠淵留下的藝術總監一職開始,高艷津子就在不斷違背著自己的初衷。她曾經立過兩個理念,一是不要有團,二是不建舞蹈體系,因為這些都是阻擋生命自由的障礙,與現代舞的精神和追求相悖。只是自我的保護層在現實稜角的螫刺下總是脆弱的。「都到了底線了,再退就沒人了。」高艷津子說。所以,後來她只能撐起這個舞團。
「按理說舞蹈是那麼自由的事,我在哪都可以跳,怎麼就那麼專一?」其實,高艷津子不止一次這樣問過自己。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她也眼見著舞團人來人往,離開的人都各自盛放出了絢爛的藝術之花。「我最好的年齡完全可以這樣想,而且我當時不是沒有自己的實力。」
但她終究不曾離開,像一個貝殼一樣,將一代代新入團的演員從沙粒潤養成珍珠。這當然來自一種無法言說的情感所形成的責任,卻絕非單向的消耗,高艷津子後來想明白了,當她托舉著舞團的時候,舞團也托舉著她。「我要完成的作品不是要一幫漂亮的演員,而是要有生命的人。修行在北京現代舞團的演員,他們每天背著《道德經》,按我認為舞者應該補充的生命能量在跳舞。只有我在這個團——哪怕演員在流動——整個團的氣象才能完成我的作品。」
這份相互成就的機緣,或許從一開始就是天意。高艷津子說,舞團最初在民政局註冊的時候,自己就是法人。「因為非營利團體註冊,必須滿足北京戶口和專業身份(的條件),全團倒來倒去,只有我一個人符合。」
天生註定是跳現代舞的人
更早的天意,在高艷津子生命的起始處就已經寫下了。
她從小便喜歡隨性地亂跳亂舞,拿著紗巾跳,拿著撣灰的掃帚跳,拿著擦汗的毛巾跳,家裡的一切東西都被她當成了舞蹈的一部分。在貴州省歌舞團跳民族舞的母親,看到女兒這麼喜歡舞蹈,便帶她去了少年宮,準備親自教她。
可高艷津子學得並不開心,她發現媽媽教的舞蹈總是一個動作擺半天,而且不能隨意調整。她問母親,為什麼這個舞這麼難看,為什麼每個動作之間沒有連接,母親告訴她,如果想跳舞,這些是必須要學會的。終於有一天,高艷津子找到了問題所在,她對母親說:「我跳的舞是氣,一個氣流動起來,它是自由的。你們跳的舞是樣子。」母親大吃一驚,一個孩子竟說得出這樣的話。
在對舞蹈的感受和理解上,高艷津子早早就表現出了異於常人的獨特。同在一個少年宮藝術團學習的龔琳娜,也記得這個舞蹈班女孩的與眾不同,她曾在一篇博客中寫道:「在我的記憶中,津子從小就非常誇張,表現慾望很強,跳舞不合群。」
那時候,母親會經常給她講起鄧肯的故事,她並不了解鄧肯的歷史意義,也不清楚現代舞是什麼,只知道這個人描述的舞蹈就是自己喜歡的樣子:「我們從來不問潮汐為何漲潮,從來不問風為何經過,從來不問大海為何律動,因為它是大自然的規律,這就是舞蹈。」 高艷津子說:「我覺得我天生註定是跳現代舞的人。」
在舞蹈的成長上,母親給予了高艷津子最多的引導、最大的幫助和最開放的支持。但很長一段時間,她依然覺得母親像一座大山一樣壓著自己:「她是我的老師,她是我的編導,她習慣性地會成為一個判斷者。」
直到2004年,在給柏林藝術節的作品《覺》中,高艷津子邀請了母親合作。「(排練時)我們倆天天都在吵架,她終於當我的演員了,心裡不平衡,我也不像今天那麼成熟,有方法跟演員溝通。但當我在全世界拿出這個作品的時候,她突然跟我說『你超過了我』。」高艷津子說,這句話給了她一種很大的認可感,她覺得自己與母親之間的精神臍帶這一刻真正斷開了。「斷了臍帶才能認識對方,在這個作品裡她意識到了我的獨立,我們獲得了彼此認可的內在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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