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一邊過著美好生活，一邊指責別人的生活髒

一座城市因為會傳染的「失明症」而陷入混亂，文明開始消失，人性漸漸遺失，醜惡不斷出現……

小說同樣了揭露苦難，作者也拿到了諾獎。

我還可以簡單甚至粗糙地羅列一下：

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寫了歐洲男性對女性的禁錮，拿了諾獎；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寫了坦尚尼亞在後殖民時代的苦難，拿了諾獎；

芒羅，寫了加拿大的婚姻暴力，拿了諾獎；

大江健三郎，寫了日本的一些亂象，拿了諾獎；

印度裔的奈保爾，寫了印度一些亂象，拿了諾獎；

庫切，寫了南非的一些亂象，拿了諾獎；

帕慕克，寫了土耳其的一些亂象，拿了諾獎；

經典的作品多為苦難的悲劇作品，這一定律放在國外影視圈裡也通行。

奧斯卡最佳影片名單：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名單：

近幾年的奧斯卡電影基本涉及沉重而敏感的社會問題，包括但不限於：種族衝突、階層流動、同性、孌童、失業……

比如在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收穫頗豐的《無依之地》，完全就是說美國人在經濟大蕭條中無處可去的故事。

主題和內容都夠負面不堪了吧。

你可以說學院派老喜歡這些講述苦難的東西，這是學院派的桎梏。

但你不得不承認，好的悲劇確實打動人，優質的「苦難內容」確實能引發人思考。

學院派就喜歡沉重的東西，我們也就很少看到喜劇拿大獎。

以致於形成了一句推論：

「悲劇的力量遠遠超過喜劇的淺薄。」

這句話或許誇張，但說出了一個現實的矛盾。

如今的文化並不缺少快樂和娛樂，多半是是商業化的、虛擬的、不夠深刻的，缺乏對生活真相的揭示。

與這種快樂相對，悲劇則幾乎時時刻刻在提醒我們：

如果是被命運打倒，一蹶不振，這叫做悲戚；

如果是與命運進行抗爭，在戰鬥中毀滅，這叫做悲壯。 

總之，一個人哪怕再蹉跎，也可以選擇對命運的控訴或反抗。

而且，即使你從未在現實中體會，也能從中獲得向上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們很需要這些間接的正能量。

03.

不要上綱上線是我們對文藝作品的基本態度。

否則我們就與偉大的經典作品越來越遙遠，也會與深刻的歷久彌新的思想越來越遙遠。

我想起賈樟柯說過的一件事。

一個女生質問他，你為什麼要拍這樣髒兮兮的上海給西方人看？

他告訴女生，自己只是如實拍了上海的另一面，工業區、小弄堂里的真實的一面。

但女生暴怒，說你這就是抹黑了中國的影響，可能耽誤了吸引外資的進程。

言外之意，拍電影的賈樟柯成了民族的罪人，中國人的一生之敵。

最可怕的是，女生明明知道這些亂象的存在，還是強調為了祖國的尊嚴，那些亂象不應該被描述，不應該進鏡頭。

她的眼裡實在容不進沙子，賈樟柯也就被驚嚇到了。

他意識到有一種畸形的實用主義存在。

太華麗的小鎮抹黑了中國，太貧苦的鄉村抹黑了中國，不漂亮不貧瘠有點普通的也抹黑了中國；

太傳統的抹黑了中國，太時尚的抹黑了中國，不新不舊過於簡單的文化內容也抹黑了中國。

中國人那麼多，中國那麼大，總能在其中找到一定的少數派的。

就像你拿著顯微鏡去他人身上挑毛病時，總能挑出絕症來。

而當事人就會遭受嚴厲的處罰，包括社死、退圈、職業前途盡毀……

而旁觀者看得興高采烈，再去尋找下一個倒霉蛋。

本不該這樣。

它只是電影，它帶偏了人們的思想，製造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傳播了不正之風嗎？

沒有。

一部電影帶來不了什麼壞影響。

請有點兒自信。

如果相信電影有這麼大的危害，反過來說是則對普通人理智的質疑。

覺得他們沒有思考力，自己得全包乾式地給他們灌輸思想。

然而，觀眾不是無腦的機器，他們智慧得很，不如聽聽他們的呼聲吧。

他們覺得莫言的小說寫得真好的時候，那就是真的好；

他們覺得《隱入塵煙》拍得寫實時，那就是真深刻；

他們從文藝作品裡獲得了生活的動力、愛情的靈感、創業的源頭，那就是呼應了正能量的存在。

這些或許也是謳歌生活的正確方式。

中國有十四億人，許許多多人生活在賈樟柯、張藝謀、莫言所描繪的「愁苦」中，沒有那麼光鮮亮麗。

他們對於發展的成果感受同樣深刻，他們所構成的也是一個真正的社會。

描繪這群人，何嘗不是在描繪中國呢？

要知道，講好中國的故事，不是只有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