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學者影響，「第六代」導演成邊緣文化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是創作環境的變化導致了的邊緣地位。他們在從電影學院畢業之後即將進入電影行業之時，創作環境發生了變化，電影行業的改革使他們失去了在體制內從容拍片的資格。

他們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艱難處境，因此他們不得不自尋出路，在北京通過拍攝廣告、短片和MV來維持生活。所以在他們開始拍攝電影時就將鏡頭對準了自己，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與迷茫，對理想的執著與堅守再現在了攝影機之下，書寫著自己的成長軌跡和生存焦慮。

比如《北京雜種》、《頭髮亂了》等電影中對理想、對藝術的苦苦追尋；《十七歲的單車》中象徵自己城市身份的自行車的丟失；《極度寒冷》中為藝術理想可以犧牲生命的先鋒藝術家齊雷，都是「第六代」導演的個人體驗的還原和私人情感的抒發。

從「第六代」導演的自身發展來看，他們親身經歷了從由集體管理到個人選擇的嬗變過程，深刻體會到了個人從集體中掙脫所獲得的快樂和痛苦。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明白了個體體驗和獨立思考的重要性，自然而然也就不自覺地以「個人體驗」的方式來建構電影。

在「第六代」導演的電影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鏡頭下的邊緣群體其實是自我身份認同的象徵和縮影，是在改革大潮中尋找身份認同感和生命存在感的一個個獨特的生命個體。

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在城市中獲得別人的尊重，希望能夠獲得真正的城市身份而融入城市生活，不會因為地域的差異而遭受到不公平的社會待遇，但這些簡單的訴求基本上是不會實現的，因此「第六代」導演在創作電影時就會將自身的生存遭遇與社會中的邊緣個體聯繫在一起，這一方面是他們自身生活的真實寫照，另一方面又藉以邊緣個體表達他們對人生、對社會、對整個世界的看法。

對公共領域的參與

在長期中國封建專制文化的浸淫下，中國的文化系統總是處於一種半封閉的狀態，缺乏公共關懷，而「第六代」導演的出現意味著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文化的基因中缺乏公共性的問題進行反思。

在「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影像里，我們看到了社會轉型期間沉默的大多數民眾普通而又艱辛的生活遭遇，也應該意識到被隔離在主流媒體之外的底層民眾是應該被社會加以關注的，他們是中國改革大潮中既存事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第六代」導演的藝術觀首先來自他們對於世界的態度，而電影成為了他們在公共領域發表態度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第六代」導演鏡頭下所講述的工人下崗、農民務工困難、資源分配不合理等問題是他們在社會問題上闡明自己的立場，是為底層人伸張正義與公眾權利的體現。

在中國快速現代化的進程中，在現實中沉默無奈的民眾用他們的艱辛和苦難建構了當下中國的發展歷史，但他們真實的生存境遇卻是被主流中心所忽略的，這對沒有渠道沒有途徑發出自己聲音的底層民眾是不公平的。

在社會公共領域的這個集體空間內，邊緣個體和底層民眾是很難發聲的，他們的聲音和生存狀態是長期遮蔽和壓抑的，這也是傳統電影鮮有將他們當作敘述主體的原因。到了「第六代」導演這裡，他們尊重公共世界中的個體的差異性，以邊緣群體的視角通過影像的方式將底層人的訴求和希望傳達到公共領域中，讓主流群體可以關注到他們的生存的處境並對他們施以關懷。

從這一點來說，「第六代」導演對邊緣個體的關注和記錄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補充和修正，這不僅是「第六代」導演對藝術真誠和良知的集體發聲，也是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時代讚歌。

「最偉大的藝術作品，應該直接觸及現實生活問題和人物，觸及人類的經驗，總是為當代的問題去尋求答案，幫助人們理解產生那樣的問題的環境。」在過去，電影是作為公眾媒介來負責宣傳官方意識形態的，但第六代導演將電影變成了關注底層社會的眼睛，為電影賦予了新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