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一個夜晚，我喝醉了，被一個老外強姦，直到隔日中午才放過我

所以，我沒寫完陳述就跟她說，我不立案了。女警都沒有問我為什麼，給了我一本婦女受害後自救的宣傳冊，就找輛車把我送回了家。

2

回到那個臨時的家，我衝進浴室，打開水龍頭，反覆地、一遍遍地沖洗著身體，好像這樣就能洗掉髒污一樣。我就能變回原來的我。

現在想來，如果當時年齡大一點，我應該會處理得更好一些。

比如，我可能不會天真地跟著男人去家裡，從小我幾乎是被家人和師生捧著長大的。以前，我以為校園是安全的，熟人是可信的。

但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我才知道，美國至少四分之一的女性都被性侵過，而且絕大多數是熟人乾的。原以為，只有陌生人才是危險的，其實恰恰相反的是，危險往往來自身邊。

如果我當時在美國待的時間更久一些，朋友更多一些，英文更好一些，我也不會懼怕上法庭。我無法向警察描述此事，但不代表我不能自己無數次地在腦海里描述此事。

尤其是，無數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的大腦就會不由自主地重複這件事，似乎是為了完成這個報案過程，我覺得快要瘋了。

我也更不敢告訴父母，他們不允許、也不能接受這樣一個從小被人稱讚的「別人家的孩子」，成為了有「污點」的孩子吧。

但我自己真的消化不了這件事，就告訴了實驗室的師兄。這個師兄也是國內少年班的，平常我們在課題壓力大時總是相互鼓勁。可是，剛跟他講完，我就後悔了。

我永遠忘不了他的那個眼神，他滿眼震驚地對我說：「理察教授風評很好，肯定不會做那種事，你在開玩笑……」

後來，當我越來越無法集中精力做實驗時，當我發現自己無法順利、如常地與人溝通時，當我睜著眼睛度過越來越多個夜晚時，當我全然食不下咽時，我明白：博士學位，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那時，我只想活下去。

3

我知道，我的心理出現了問題。美國的心理醫生收費很貴，我沒有多餘的錢，但我必須去。

為了籌集看心理醫生的費用，我跑去中餐館端盤子，還帶了幾個美籍華人小孩的家教課。

因為父母每學期給我的生活費都是基本固定的，如果我毫無理由地多要錢，他們肯定會胡亂猜疑，有可能知道我出事了。

我去看過而且換過好幾個心理醫生，他們大多數都認為，人是過去、尤其是童年經歷的產物。這些經歷變成潛意識，決定著我們的人生。

因此，他們要麼一遍遍讓我描述那些，每次提起都傷得我心口血淋淋的細節，要麼就是不停地追問我，小時候父母、親戚、鄰居有沒有性侵過我，就像是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人，給你按著預定的程序開藥。

我感覺他們特不真誠。後來，我不再去找心理醫生治療，而是去了受害者互助組。

那是一個公益性的受害者互助聯盟。每周一次聚會，大約有十個人，相互傾訴，彼此傾聽，同病相憐的人們通過講述彼此的悲慘遭遇，在群友中引起共鳴，從而拯救自己。

聯盟裡面很多的人都自殺過，而且很多人都疤痕累累，非常嚇人。可是，聽完他們講述的這些比發生在我身上更為恐怖的事後，我感覺自己仿佛一腳踏進了社會的深淵，經常做噩夢。

但我也不怪她們，那個時候她們都在自己的傷痛里走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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